《于丹〈论语〉心得》中文版权输出的启示

　　□中华书局总经理 李岩

　　中华书局多年来一直在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不懈努力。初步统计，近10年来，该社版权输出126项、引进269项，其中大部分是哲学、历史、文学方面图书。输出品种集中在普及类和工具类，引进图书以学术类为主，版权贸易范围从港台地区、韩日等国扩展到英、美、法等世界各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进入西方主流社会。

　　版权输出重在产品内容

　　版权引进，重点是引进经典。世界重量级的学者和作品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到目前为止，引进各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200余种，侧重于海外汉学和经典学术著作，占引进类图书80%以上。海外汉学是中华书局引进的特色，1998年我们成立了汉学编辑室，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汉学命名的编辑室，专业性非常强。我们组织翻译的一批汉学研究著作和一些重要丛书，都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欢迎，有些还得到了驻外使领馆的资助。国外出版社重要学术和研究成果也是我们引进的对象，目前已经出版的《世界思想家译丛》，获得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很多图书都成为了学生和学者的案头书。

　　版权输出，以弘扬文化为主。中华书局以古籍整理和学术类图书，以及对传统经典的注释作品为主打，在版权贸易上注重发挥专长，10余年来向海内外输出版权百余种。针对我局图书的特点，我们重点向日本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进行版权输出，并与数十家海外出版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较好地促进了我局版权贸易的发展，也使更多的海外读者接触和了解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知晓了国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自2004年以来，我局进一步加强版权输出工作，调整了版权输出思路，力图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传播中华文化，本着尊重、诚信、合作、共赢的原则，在版权贸易、选题开发、图书营销和人员交流等方面与一些合作伙伴开展全面合作，版权输出数量因此有了很大增长，就图书类型来说，2004年以前主要是学术研究、学术普及类图书和汉语工具书，以及对传统经典的注释作品。2004年以来向海外输出的多是面向大众的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如《正说历史》系列，《名家讲经典》系列等等。

　　版权输出必须有外向型的产品。近年来，我们有两个编辑部致力于普及类读物的开发，以严谨的态度为广大读者奉献着文史哲方面的普及读物。相当多的图书图文并茂，内容涵盖历史、哲学、文化、教育、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为海外读者阅读中国、了解中国提供了方便，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正说清朝十二帝》、《兵以诈立》、《国史十六讲》、《复活的历史》、《启功给你讲红楼》、《于丹〈论语〉心得》、《马骏说〈孙子兵法〉》、《问吧》等都是市场叫好、读者欢迎的。一经出版，海外出版社就主动联系。在版权输出上取得明显效果，说明我们外向型图书在内容和装帧上定位更加准确，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要。

　　4个月的版权贸易实战演习

　　《于丹〈论语〉心得》英文版是版权贸易实战演习的大练兵。在4个月的时间里，数十封邮件往返、数十个国际长途的讨论，数十页合同文本的逐条推敲，沟通、辩论、妥协、坚持，终于在2008年春节前夕双方完成了出版合同的文本，14个月后英文版顺利上市。这是中华书局第一次面对国际大型出版公司运作大项目，而此次合作又涉及欧美出版业运作方式、版权贸易的国际惯例、各国的金融税务知识等等多种完全陌生的内容，在技术上和实际操作中又缺乏经验，完全是边学边做。

　　到目前为止，《于丹〈论语〉心得》已经签订了21个语种、26个版本的国际版权，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我们这些年版权输出上的一个突破。

　　分析《于丹〈论语〉心得》走出去这一案例的成功要素，我认为，第一是经济崛起的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丹〈论语〉心得》的切入点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一定有文化的原因。《于丹〈论语〉心得》受到国人欢迎，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支撑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和提升，现代西方社会对传统经典的态度和认同出现了危机，为什么中国人对两千年前的经典能如此重视，这对西方有什么启示？

　　第二，坚挺的市场表现，媒体的公开、高效，引发国际出版业、新闻界的兴趣。《于丹〈论语〉心得》在经历一年多的畅销之后，现在进入持续长销阶段，销量稳定。公众对此书已经充分认同，媒体报道非常充分，对于丹现象、国学热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议，也都毫不回避。这引发了国际出版界和新闻界的浓厚兴趣，也使他们对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有了更加公开透明的全新看法。这一现象也刺激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了解。

　　第三，符合国际出版惯例的操作模式。欧美主流图书市场大部分版权靠版权代理人提供，这已经成为一套成熟的运营模式，寻找国际顶级的版权代理商来运作外向型图书，一方面可以事半功倍、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把相关多方的商业利益通过合同捆绑在一起，目标一致，形成合力。《于丹〈论语〉心得》一书输出时，我们请了代理公司，代理人对选题、译稿，与各大出版社的联络、宣传推广计划等，都有完整的计划，并逐一实施，与各国出版社沟通顺畅、运作规范、态度严谨，成效十分明显。这些工作是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

　　第四，合作双方认真、专业的态度。我们与各方真诚合作，弥补缺陷，是成功的保证。中华书局与代理人沟通密切，真诚解决碰到的各种问题，互相信任，使得版权输出、国际书展、宣传推广、资金往返中的各个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文化、语言和版权归属影响“走出去”

　　《于丹〈论语〉心得》版权输出的成功，也带给了我们问题与思考。

　　第一，文化隔阂影响“走出去”。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开展时间比较晚，文字与西语系差别比较大，如果不是到过中国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必须面对中国，很难说服西方人百忙之中像研究文献一样阅读中国的书籍，好奇心不能持久，而我们日益亲密的经济关系只能吸引他们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经商政策环境，没有上升到文化层次，短时间内，他们能理解的更多的是跟西方风格雷同的小说作品和直观图片书，所以我们的文化输出任重道远。

　　《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在西方引起注意，得以进入主流市场，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是写给中国人的，但其哲学思想对于西方人同样具有参考价值。现代西方人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与矛盾，在书中，于丹也引用了大量西方素材来论证孔子的思想，其中包括许多西方民间传说和黑格尔哲学。

　　第二，语言即翻译问题也是一大难题。国外众多出版社的翻译作品都选择他们母语译者来翻译。这是因为各国文化差异比较大，有一些文化现象很难理解。中国图书“走出去”，翻译问题尤其突出。目前中国的译者能够顺畅地用外语写作和翻译文化读物的实在太少。《于丹〈论语〉心得》英文译者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爱尔兰教授，具有丰富的翻译中国文化图书的经验。为了这个译本，他多次到北京和于丹教授和中华书局进行交流沟通，逐字逐句打磨修改，同时译稿经过代理和编辑多次审读修改，得到了英国总部、美国部和亚太部的一致认可。

　　作家自身的英文水平也是制约中国作品走出去的一个因素。国外有几个影响大的中国作者可以用英文写作，用英语接受媒体采访，与文化界、出版界直接对话，与读者互动，这对于文化传播更有利，因为我们共同处在一个紧张高效的地球村，没有语言就没有发言机会，用翻译就永远慢一步，离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差一步。

　　第三，版权归属不明晰，不利于合作。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版权归属不明晰。很多作者比较缺乏版权意识，代理版权分割不清楚；还有多方授权问题，哪一方可以真正负责，搞不清楚。一家出版社有一个项目，比《于丹〈论语〉心得》早起步半年，早在10个月前就定稿出片了，却依然陷在困境里，因为图书版权不明晰，多方授权，存在隐患，成为照章办事、遵纪守法的外方出版社悬在头上的剑，最后项目只好停掉。

　　总之，我们的文化要进一步“走出去”，还需要不断增进了解，互相学习，做更多的实际工作来推动和实现自己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本报记者 方圆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