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为张作霖送葬

　　张景惠对张作霖的忠心，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得到了体现。

　　张作霖死后，因元帅林正在建筑，尸体就暂厝在帅府院子里。“九·一八”事变后，张家人撤到关内，日本人占领了大帅府，便把张作霖的棺材移到珠林寺停放。这一放就是六年，可怜生前风光无限的张作霖死后孤零零地躺在荒凉的珠林寺，没人看管，连点香火味都享受不到。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不忍把兄弟如此凄凉，便张罗给张作霖下葬。日本人也琢磨，张作霖的尸体长久停放在株林寺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便同意让张作霖下葬。

　　张作霖老家海城的乡绅听说要安葬张作霖，联名上书，请求将张作霖安葬在海城。在奉天的张作霖当年的老部下，也纷纷出面，请求把张作霖安葬在已完工的元帅林。报纸上也刊出一些呼吁文章，吁请伪满洲国当局给张作霖风光下葬？日本人一看，张作霖的下葬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不由得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哪里是下葬，简直就是回光返照，借尸还魂！日本人本想收回成命，让张作霖烂在珠林寺算了。可又一想，国际舆论、民间呼声也不好完全视而不见。日本人为此左右为难，头痛不已。

　　就在日本人拿不出一个合适的办法时，张景惠出了个主意：把张作霖葬在锦县驿马坊。这锦县驿马坊，埋着张作霖的母亲和原配夫人赵氏，也算是张家的家族墓地。张景惠的建议让日本人眼前一亮，这驿马坊地处偏远，没有元帅林那么扎眼，也不像海城离奉天那么近。把张作霖葬在这里，基本上隔绝了他在老窝——奉天和海城的影响，对国际舆论和东北老百姓也算有个交代。所以，日本人马上同意了张景惠的建议。

　　下葬地选好了，可由谁操办却又成了问题。由伪满洲国的名义显然是不合适的，伪满洲国原本就是赶走张家后建立的，如果再由其操办，有猫哭耗子的嫌疑。日本人在这时候更是不会接手，这时日本人想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协和会”。由“协和会”来办张作霖的葬礼再合适不过。当时“协和会”的会长恰巧是张景惠。于是，日本人便把张景惠推到前台，以张作霖把兄弟的身份来张罗。

　　当年在洮南结拜时，张景惠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全权操办“老疙瘩”的丧事。而张作霖更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命归九泉之下时，这些结拜兄弟已天各一方，汤玉麟、张作相在关外，冯德麟、吴俊升、马龙潭、孙烈臣已死，就剩下一个形单影只的四哥给自己送葬。

　　按日本人的意思，张景惠给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既不算隆重也不算简单的葬礼。一切准备就绪，却找不着打幡的人。按中国的习俗，打幡必须由儿子来，可张作霖的八个儿子此时都不在东北，这可急坏了张景惠。像张作霖这样的大人物，下葬时总不能连打幡人也没有吧？无奈之中，张景惠找到张作霖大姐，请她的儿子、也就是张作霖的外甥来给他打幡。

　　1937年5月3日，张景惠以“协和会”的名义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了规模还算可以的“慰灵祭”。“慰灵祭”结束后，平板车载着张作霖的棺材，浩浩荡荡地去往奉天车站。然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列直达石山车站，将张作霜下葬在驿马坊，墓穴选在张作霖原配赵氏的墓旁。

　　在张作霖的灵前，张景惠说了些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想象得到，面对被日本人炸死的把兄弟，当了日本人走狗的张景惠，大概也不好意思夸耀什么。

　　当“总理”，有时真糊涂有时假糊涂

　　伪满洲国的首位“总理”是郑孝胥，但郑孝胥只干了不到两年，便因言获罪，被日本人免了职。时任“参议府议长”的张景惠，接任“总理大臣”。张景惠在“总理”任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可称为伪满洲国政坛的不倒翁。

　　张景惠何才何能，能在风雨飘摇的伪满洲国政坛上屹立不倒？

　　本庄繁和土肥原在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中一语道破此中奥秘：“(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

　　张景惠也确实如日本人所说，做事毫无主见，一切唯日本人之命是从。

　　有一次，张景惠在家看见报纸上一条醒目的标题：张景惠将访问朝鲜。张景惠吓了一跳，心里直犯嘀咕：“妈的，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秘书官、日本人松本益雄，张景惠装出很随意的口气：“松本先生啊，我刚才从报纸上看到访问朝鲜的事，请问是否真有其事啊？ ”

　　松本毕恭毕敬地回答：“总理阁下，我因公务繁忙，未向阁下提及，访问朝鲜的事是吉冈先生定的。 ”

　　张景惠小心翼翼地问：“那具体安排是怎样的呢？ ”

　　松本还是十分客气：“日期定在20日，请阁下放心，一切我都会替你安排好的。 ”

　　张景惠应道：“好好好，一切听松本先生的安排。 ”

　　张景惠轻轻地放下电话，偷偷地看了一眼窗外，骂道：“我操你八辈祖宗，小日本鬼子！ ”

　　骂归骂，张景惠还得乖乖地“率”团出访朝鲜。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70万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合众社》曾报道了这么一件事：苏联红军进驻长春时，溥仪领一些重要官员出逃，张景惠率领余下的官员前往迎接。苏军军官想从张景惠口中得知溥仪和日本顾问的下落，便问他：“你知道溥仪和他身边那些日本人去哪了？ ”

　　张景惠答道：“不知道。 ”

　　苏军军官又问：“长春一共有多少日军，现在都在哪？ ”

　　张景惠还是回答：“不知道。 ”

　　苏军军官极其恼火，堂堂“总理”怎么连长春的驻军都不知道？便拍着桌子，厉声问道：“那你知道你有几个老婆？ ”

　　张景惠回答说：“三个，嗯……两个……不对，好像是三个。 ”

　　苏军军官忍无可忍，戏弄道：“你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

　　张景惠挠着头，看了看窗外，说：“今天是晴天。 ”

　　监狱里唱《东方红》

　　1950年8月1日，被苏军俘获的张景惠乘坐火车，经过一昼夜的疾驰，抵达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在这里，苏联方面将张景惠移交给中方人员。从此以后，张景惠被关押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在战犯管理所，犯人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政治时事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念报纸或者读毛主席著作。张景惠最为关心的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起初，他对报纸上刊登的中朝军队获胜的消息，持怀疑的态度。后来，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认为报纸上说的都是实话，没有欺骗他们。他不止一次对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真是了不起，连打败小日本的美军都能战胜。美军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有能耐。 ”

　　管理人员对张景惠在生活上很是优待。当时张景惠已经年逾八十，全口无牙，咀嚼食物困难，吃东西很不方便。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战犯管理所专门请牙医给他镶牙。还特地为张景惠准备“流食”，每日五餐。张景惠对此深受感动。曾对人感叹说：“政府对我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还无微不至地照顾，让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

　　1955年3月，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贺龙元帅向张景惠询问了学习和改造的情况，在大名鼎鼎的贺老总面前，张景惠像小学生似的毕恭毕敬。

　　贺老总问：“你今年多大了？ ”

　　张景惠一个立正：“报告首长，今年84了。 ”

　　贺老总接着问：“听说你改造的不错，还学会了唱歌，你能唱唱《东方红》吗？ ”

　　张景惠听后，也没推诿，就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声虽然不好听，但唱得很是认真。

　　1959年1月，张景惠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88岁。有人评价说：张景惠这一生跟过张作霖、跟过曹锟、跟过日本人，真应了那句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结果是唱来唱去，把自己唱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大帅府点滴】譺訛

　　帅府石雕“海上牧羝夸苏武”解析

　　□高灵灵

　　漫步于大帅府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风格迵异的各式建筑，还随处可见石雕、砖雕、木雕和壁画精品。

　　帅府中的雕刻作品都是张作霖亲自选定的，这些雕饰艺术品，有的细腻，有的简练，体现了艺术家们娴熟的雕刻技艺。

　　在张作霖家眷居住的三进四合院中，有一幅石雕作品，雕的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桑树下三只羊在吃草，左上角还刻有浮云掩映的太阳。其中一只山羊回首啃着脚下的草叶；一只半卧在草丛中，姿态安祥，似乎在沉思；另一只绵羊卧在桑树下，昂着头，嘴里衔着草叶看着太阳。整幅画面比例协调，结构匀称，神形兼备，堪称石雕精品。

　　这幅石雕取名《海上牧羝夸苏武》，用的是清朝名将叶名琛的诗句，蕴藏着苏武牧羊和“海上苏武”叶名琛的典故。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其副使张胜参加匈奴贵族的内部斗争，事发，苏武被拘。匈奴贵族对他诱降不成，便把他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称只有当羝(即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他回归汉朝。苏武忠于汉朝，十九年终不屈服。始元六年(前81年)，因匈奴与汉和好，才被遣回朝。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只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人们无不为之感动。苏武因此被后世视为坚持民族气节的典范。

　　这幅石雕更有比附清朝名将叶名琛之意。根据清史稿列传记载，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时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名琛战败被俘。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 ”叶名琛在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再不食异乡粟米，于1859年饿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气节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