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

　　杨伟光 解密央视

　　他见证了电视新闻改革，《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在他任上开播；他开创了央视广告时代：从1991年不足2.7亿到1997年的45亿 ；他设置了台聘制度，白岩松、水均益得以“非正式”入职；他主持拍摄了一系列电视剧、文献片：《三国演义》《毛泽东》《邓小平》……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北京

　　5月16日上午，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0年的赵化勇谢任，国家电视台的权杖传递到了焦利手中。这天召开的中央台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多数人对这个消息反应平静。会场之外的央视大楼里，CCTV这部庞大机器运转如常。

　　10年前的1999年，赵化勇的前任杨伟光从台长任上退下来时却着实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直到现在，央视的老员工仍然怀念那10年——1991年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最辉煌的岁月。彼时CCTV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镕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去了。去年中央台50年台庆，很多央视人翻看着台庆画册，目光停留最多的，还是那10年间的风光。

　　3月2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2008年中国电视主持人公众形象调查评比中名列第一，杨伟光为他颁奖，白岩松说：“我和在座的很多主持人都是杨台的作品。我很高兴由杨台来给我颁奖。谢谢您。”

　　现在仍活跃在央视荧屏上的一大批名播音员、名主持人，以及幕后的众多制片人、导演，都是在杨伟光时代“出道”的。若不是当年杨伟光“发明”了全新的用人制度，打破事业单位的“编制”壁垒，他们也许就不能迈进央视大门，或者得不到重用。

　　当年倪萍34岁破格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人反对，认为提得太快。杨伟光说了一句话：“倪萍担当的是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承担起这个工作，而且是没有人能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她？”

　　即便现在已离开央视，谈到老领导，倪萍还是说：“我得谢谢他，我希望杨台健康快乐。”

　　采访中，杨伟光的知名“老部下”们，如崔永元、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著名制片人)、李挺(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子扬(第一位由招标产生的春晚导演)、徐俐(《中国新闻》首席主播)，对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用人不拘一格”、“任人惟贤”。白岩松说：“我觉得杨台是个能把握方向的人。”

　　那10年的主角杨伟光，不愿评判央视如今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年逾古稀的他还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拍电视剧。做台长时拍了很多，仍嫌不过瘾，退休后他创办“天地人传媒公司”，继续造梦。“天地人”最有名的作品是曾经在各地卫视循环播放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泡上一杯绿茶，关掉灯、拉上窗帘，坐在大液晶电视前审看成片，是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他的着装随意朴素，随身带一把梳子，闲下来就梳几下头发，时刻维持着一丝不苟的面貌。

　　作为一位副部级老干部，他不打官腔、不摆官谱、没有官架子。约访他的过程中，他都是亲自给记者打电话，事无巨细地商定采访时间、地点、谈话方式。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起身相迎；临走他送到门口，握手言谢。采访过程中，如果累了，这个很有童心的可爱老头会起身去逗一逗鱼缸里的金鱼。

　　他现在的办公室在京西的一幢普通大楼里，离央视约有10分钟车程。办公室的3面墙上挂着书法作品，东边挂着“紫气东来”，很迎合风水；北边挂着“精品至上”，是他的座右铭；西边的颇有意味：“欲展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说“穷”字实在不好，换作了“展”。又说，自己其实要感谢当年的“穷”：大学毕业那年，全班28个人，他是留京工作的7人之一，“直接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最好的新闻单位之一”，“很大程度是由于我的出身好，是贫农”。他笑着补充，“当然我成绩也比较好。”

　　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中央电视台的往事。当时，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郝平南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着实吃了一惊。第二天，他就去堵时任广电部长艾知生的门，希望不要调去央视。部长斩钉截铁：党组已经决定了，不会更改。于是他“空降”央视。有人不服，问他：“你会扛摄像机吗，会拍电视吗？”杨伟光说：“我不是来扛摄像机的，是来管扛摄像机的人的。”

　　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人了，不过在走道上，所有见到他的人仍尊称他为“杨台”。杨伟光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在担任过的一系列职务中，他对中央电视台台长感情最深，“杨台”二字，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概括。

　　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杨伟光

　　耀邦同志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时，播音员张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里，就让他播。他衣领脏，临时把别人的中山装给他穿上。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装，人们就说以后要保守了，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今后开放的程度要受影响，服装都变了

　　美国新闻上《新闻联播》头条

　　人物周刊：您刚到央视分管新闻的时候，破天荒地把美国的新闻用作《新闻联播》头条，这在当年很轰动。

　　杨伟光：当时是“挑战者”号升空时爆炸，按常规国内新闻才可以做头条，但这条新闻确实很重大，我说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的头条，我们放后面行吗？所以我就拍了板，看看反应怎么样。这是有风险的，确实有些提心吊胆。但播出后新闻界反映特别好，说这是央视新闻改革一个典型的例子。

　　人物周刊：这个节目被外界看作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换个主播都会掀起舆论风波。

　　杨伟光：其实，换播音员都是小事，有时候和政治联系起来却会引人联想。当时耀邦同志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我们讨论谁来播比较好，觉得男播音员播比较好。播音员张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里，就让他播。他没有准备，衣服领子脏，临时把别人的中山装给他穿上了。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装，人们就说以后要保守了，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今后开放的程度要受影响，服装都变了。实际上是很偶然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政治考虑。本来播音员更新是正常的，因为长时间没有动了，一动就像政治问题，引起很多议论。

　　播音员里，《新闻联播》的李瑞英、邢质斌、罗京、李修平都不错。我对《新闻联播》不太满意的就是亲切度不够。原来我和他们说不要居高临下，不要感觉在教育别人，要对观众有一种尊重感，有为观众服务的心态。当时个别传统播音员不同意我的意见，说，“那不行，《新闻联播》就是要字正腔圆。”

　　这么多年来形成了一种风格，一下子改有难度。其实政治方面的新闻是比较严谨，有的就应该活泼一些，可以根据内容来调整。总的来说，我们的风格过分严肃。还有，播音员都是念别人写好的稿子，有一段时间我提出《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也应该下去采访，后来也下去过——这有利于他们同观众建立沟通。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的播音教育，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延安时期的革命广播风格。

　　杨伟光：确实有这个问题。真正播音系毕业的学生要像崔永元这样主持节目是不可能的。我们挑选的一些有特点的主持人大都没有学过播音学，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都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人物周刊：以前观众很认可《焦点访谈》，但现在这个节目与以前有些不同了。

　　杨伟光：关键是看制作人怎么把握。我当台长时没要求一定怎么样，但那时就有一种追求，同一个问题有两种讲法，你可以讲得很有意思，也可以讲得非常乏味，你怎么讲？那时大家都说杨伟光胆子太大，不要乌纱帽了？现在舆论环境比那时好很多了。比如批评一些事故，过去哪有这么方便，哪能第一时间报道？去年大地震的时候，第一时间把现场很多情况报出来了。

　　人物周刊：当年你们怎么给《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定位？

　　杨伟光：《焦点访谈》是新闻改革的试验品，在以前没人办过。那时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很重视这个栏目，在中南海开了一次会把几个主要的人都叫了去。我们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尊重事实，不要带有个人情感；第二，与人为善，不是为了整人，也不是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连续报道，有些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个时期内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省或一个部门。一个省连播3期，省长受不了；第五，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不然中央领导第二天很可能在会上举这个例子。从中南海回去之后，我主持开了3天的会，主持人和记者都参加，把总理表扬的节目和审查中枪毙的节目拿来一起看。

　　人物周刊：什么节目审查时会被枪毙？

　　杨伟光：主要是政治上把握得不够好的。举个例子，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但播出去后对克拉玛依地方的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记者说当地的领导希望播这个节目。我问他，你这个节目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起灭火的作用？当时孩子死了，干部全出来了。如果放到现在，网上一炒，就不得了了。我让他们先压一下，那个记者含着眼泪拿着节目带子出去了。3天之后中宣部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个媒体都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

　　人物周刊：那什么样的节目能顺利通过？

　　杨伟光：这个事情以后我有一个讲话，告诉评论部的同志：你们的节目怎样才能顺利通过？我说，记者和主持人应该站在台长的位置上把握导向。我们并不愿意枪毙节目，花了很多钱很多精力，领导也不愿意轻易枪毙，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就不得不枪毙。从那之后，《焦点访谈》逐渐走上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