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照相馆因何成为蒋介石的“御用”照相馆　-蒋介石为何钟爱大元帅戎装标准像　-国民党高层最后的“全家福”现今价值几何

　　“御用”老相馆 曝光民国风云

　　上世纪40年代，南京大大小小的相馆不下20家，其中以“光华”照相馆最为有名。光华的服务对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政要人，总统生日、政府会议，国共谈判、就职典礼……光华的摄影师端着相机忙前跟后，在不经意间把历史的风云剧变悉数纳入方寸之间。

　　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得知，当年光华照相馆的小伙计周培良如今就住在成贤街。虽年事已高，但老人的老本行并没有丢掉。就在两个月前，他还亲自出马，为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成立50周年大会拍摄大幅合影留念照。在采访之前，记者一直在揣摩：当年，在这个小伙计的眼里，那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面貌如何呢？而他所在的光华照相馆又记录了怎样的风云岁月？

　　本文图片资料由周培良提供

　　小学徒发现了师傅拍的蒋介石照片

　　1947年9月的一天，16岁的无锡小伙子周培良来到南京，进入一家名叫光华的照相馆当学徒。

　　光华照相馆位于碑亭巷，是一家拥有上下两层店面的大相馆，还带个大院子。周培良的师傅名叫王贵逊，他是光华照相馆的老板之一，同时也是南京首屈一指的照相师傅。跟了这样的师傅，周培良暗暗高兴，“听说师傅拍照片和修底片的技术都是一流的，跟着他肯定能学到一手好技术。”

　　正式学徒开始了，先跟着师傅看，做做杂事，大概一年后，周培良正式进入暗房，开始洗照片。

　　店里接下的活儿很多，周培良一天忙到晚。渐渐地，他摸出点门道。一般情况下，暗房的工作由师娘钱竞秀负责，但遇到重要的照片，师傅都会亲力亲为，从拍照到整修底片、冲洗照片，一条龙负责到底。需要师傅亲自出马冲洗的都是些什么照片呢？仔细观察了一阵子，周培良发现，那些照片上大都是一些达官贵人，甚至有一次，周培良发现，师傅经手的照片居然有蒋介石的。

　　光华照相馆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居然能充当蒋介石的“御用”照相馆？

　　从上海跳槽来南京自办相馆

　　“当时我们店有两个老板，钱树滋和我师傅王贵逊，我师娘钱竞秀正是钱树滋的侄女。‘光华’能够成为蒋介石的‘御用’照相馆，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曾经和我们店老板打过交道，知道他们的技术好。”周培良向记者回忆起了那段往事。

　　钱树滋是无锡人，王贵逊是上海浦东人，早年都曾在上海的中华照相馆工作。中华照相馆是上海最早的照相馆之一，老板是宋子文的同学，因此当时上海的政要、名人都热衷于在中华照相馆照相。而中华照相馆最得意的摄影作品之一，就是为蒋介石和宋美龄拍摄的结婚照。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举行婚礼。婚礼分两次进行：先在宋宅会客厅中举行西式婚礼，后在戈登路大华饭店出席中式婚礼。大华饭店的婚礼在乐曲声中宣告完成后，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花园摄影。在一系列由中华照相馆的师傅拍摄的结婚照片上，蒋介石穿尖领衬衫、打浅色领带，配着深色西服，胸口还别着花，宋美龄则身穿浅色旗袍，斜披白纱，头戴一个用花蕾编成的小花冠，手捧一束玫瑰。

　　很显然，蒋介石和宋美龄对中华照相馆的技术非常满意，因为自此之后，他们常常照顾相馆的生意，也就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钱树滋和王贵逊。

　　钱树滋和王贵逊都是勤奋好学之人，在中华照相馆时间久了，技术越来越精湛，名气也出来了，于是，他们开始考虑“单飞”。可是，二人的技术虽然好，手头却没有什么积蓄。而钱树滋的哥哥当时在邮政局工作，是个小头头，手里有一笔钱，大家商议之后，决定他出资，钱树滋和王贵逊出技术，就这样，光华照相馆在南京的石板桥开业了。因为很多人知道，光华照相馆的老板是从大上海来的，而且还认识蒋介石和宋美龄，照相馆的生意自然是好上加好。

　　周培良来的时候，正赶上光华照相馆最风光的年代。此时，相馆已迁到了碑亭巷181号，扩大经营了。还是小学徒的他，有没有机会跟着师傅“出外景”，亲眼目睹一番当时那些政界要员们的风采呢？

　　师傅王贵逊在汪精卫遇刺现场拍照

　　“我来得晚，又是学徒，24小时都不能离开店，所以不能跟师傅到外面拍照。但我师傅，岂止是能看到要员，他还是一些突发事件的目击者呢。当然，这也是我从师娘口里了解到的。”周培良对于光华早年历史的了解都来自师娘钱竞秀的讲述。

　　“那是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地点在湖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张学良等军政要员都来了。会议很重要，合影当然少不了。于是我师傅被叫去拍照了。”

　　王贵逊带着徒弟赶了过去。相机在第一会议厅的门前架好后，委员们都过来站好，左等右等却不见蒋介石。原来，在二楼的蒋介石俯瞰楼下，见委员、警卫、记者一堆人，秩序很乱，就借口身体不舒服，不参加合影了。于是，“二号人物”汪精卫站在了正中的位置。

　　王贵逊打开照相机，镁光灯刚刚闪动，突然冲出一个青年，拔出手枪，向汪精卫连连射击，汪精卫应声倒地。一时间，场面大乱。蒋介石迅速命令手下展开调查，在场的王贵逊当然也未能避免。

　　一番折腾后，这天夜里，惊魂未定的王贵逊才回到家里。

　　事情很快查清了，原来，这次刺杀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已经完全暴露，但是蒋介石却消极抗日，引起了爱国人士的不满，他们委托王亚樵行刺蒋介石。刺客叫孙凤鸣，他伪装成记者，混入会场，见蒋介石未到，于是他就改刺汪精卫。

　　光华照相馆为何拒绝去台湾

　　在外人眼里，光华照相馆是“官办”照相馆，吃香的、喝辣的、赚大钱，但其中的苦衷只有老板自己心里清楚。

　　周培良告诉记者，“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来我们店里，问我师傅去不去台湾。当时，我就站在师傅旁边，耳朵竖得高高的。师傅没有吱声。”后来，光华照相馆的人都留在了南京。

　　“官办”的光华没去台湾，同行都很惊讶了一阵子，周培良不惊讶，他明白，光华原本就与政府要员无关，它是靠过硬的技术生存的。

　　十几年前，师傅去世，去年，年过90的师娘钱竞秀也去世了。不过，值得安慰的是，随着大陆和台湾的交往日益频繁，他们当初制作的那些照片越来越多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蒋介石为何钟爱大元帅戎装标准像

　　周培良翻出一本画册，名字叫做《图说总统府》，他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师傅拍的，1946年10月31日，蒋介石庆祝60大寿，在为他祝寿的画册上就刊登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影，蒋介石身着大元帅戎装，右手握拳，左手握佩剑，面容平和却不掩威严；宋美龄身披绶带，表情与蒋介石神似。

　　记者就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请教了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刘晓宁，他告诉记者，这张照片并非1946年10月拍的，“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突然去世，蒋介石在重庆接任主席，照片就是这时拍的。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从照片上看得出来，蒋介石心情不错。”

　　既然照片不是在南京拍的，周培良为什么说这是王贵逊的作品呢？原来，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和蒋宋的特殊关系，光华照相馆也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了重庆，照相馆就开在上清寺，离孔祥熙等人的公馆很近。师娘告诉过周培良，1945年8月底，毛泽东主席来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技术过硬的王贵逊也被喊去，用相机记录下重要的历史场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光华照相馆也跟着回来了。1946年10月份，在蒋介石举办60大寿之前，光华照相馆接到一笔大业务。蒋介石公开了他先前拍过的一张大元帅戎装照，而且要求上色加洗。王贵逊曾经向女儿王明回忆起这一段事情，“照片本来是黑白的，洗的时候重新上了色，而且洗了很多张，都是拿卡车来运的。”

　　蒋介石要这么多照片干什么呢？原来，这些照片运回去以后，都发到国民党的部队了。刘晓宁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内，蒋介石衰老得非常快，你看他在总统就职时拍摄的照片，明显苍老，因此，1943年拍摄的这张照片就成了他最中意的照片，他曾多次将这张照片赠送他人。”

　　刘晓宁还告诉记者，不仅蒋介石就职主席的照片是由光华照相馆拍摄，1948年，他当选总统后，就职典礼的照片也是由光华照相馆拍摄的。

　　国民党高层最后的“全家福”是如何出炉的

　　“一点不错，1948年，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上的照片就是我师傅拍的。”周培良确认了刘晓宁的说法。

　　1948年5月20日，在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后，蒋介石和李宗仁举行了就职大典。就职典礼的前半段在国民大会堂举行。之后，蒋介石和李宗仁夫妇，又乘“别克”专车，来到近在咫尺的总统府，继续进行典礼的其他程序。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在官员、来宾的簇拥下，鱼贯步入了“子超楼”，进入总统、副总统办公室稍事休息，又在三楼会客室与宾客们寒暄。

　　蒋介石当时心情极佳，与党政军要员们谈笑风生，然后，才走下了“子超楼”。子超楼前，王贵逊和徒弟们早就架好相机在等了。咔嚓几声，影像定格。只是，照片中的人大概不会想到，这张照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竟成了“绝照”。

　　几天后，照片印了出来，左下角清晰地写着“光华照相馆摄”，上面则由吴稚晖题写了一行字：“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尽管此时正值国内战争的高峰，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全部赶往南京出席盛会，由于随后爆发“三大战役”，1949年初蒋介石即宣布下野，因此这一张照片实际上是国民党在大陆党政军要员最后一次合影，也是国民党高层在南京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这张“全家福”上都有哪些人呢？

　　“全家福”原件价值惊人

　　周培良对这张照片非常熟悉。他把上面的人一一指给记者看：“第一排中间这四个人，从左往右，依次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蒋介石、李宗仁；再往右，你看这个大胡子，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他还给我们照相馆题过字，是‘要留真相，要到光华’；这个戴着眼镜的，是何应钦；郭德洁左边的这个人，是孙科；这个是白崇禧、这个是邵力子……”

　　当时，照片拍好冲洗，照片中人每人一张，底片则按照当时的规矩留在光华照相馆。同时留在光华的底片还有很多张，可惜的是，“文革”中，这些宝贵的资料都被毁掉了。而光华照相馆上世纪90年代初拆迁后，也不复存在。

　　照片的原件到现在是否还有，周培良认为留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获知，这张“总统副总统就任照”居然还有留存，而且2008年11月，在北京的一家拍卖行，它曾经以12.32万元的价格被神秘买家买走。

　　照理说，这张照片的原件，应在照片中人手里，而他们，现在差不多都该过世了。这张被拍卖的照片，它原来的主人是谁？又为何会流进拍卖行呢？

　　“全家福”是如何流进拍卖行的

　　记者联系上了北京的这家拍卖行，影像部的徐家宁告诉记者，这张照片是台湾收藏家秦风先生委托他们拍卖的。而这张照片原先的主人正是照片中人之一的黄杰。

　　黄杰是湖南长沙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第八军军长，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杰曾出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兼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等职。1996年，黄杰病逝于台湾，终年93岁。

　　2001年，秦风辗转得到黄杰原有的这张“总统副总统就任照”，直到2006年8月，他才第一次公开这张照片。业内人士称，秦风收藏的这张照片的质量代表了当时中国摄影冲印最高的工艺水平。

　　至于照片中的哪个人是黄杰，徐家宁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周培良也不清楚，但他推测：“要是师傅还在，他肯定认得出。”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