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宕三十余年，张爱玲的《小团圆》终于面世，随即话题不断。各路张迷对她这部自传体小说的争论，大多聚焦于该书出版是否违背张爱玲遗言，或者她与胡兰成的情爱恩怨，以及小说技巧是否不如以往等问题。1995年9月她辞世之后，我曾与她弟弟张子静合著《我的姊姊张爱玲》，对于环绕她生命周边的人与事有较多了解，阅读《小团圆》之时，眼前的文字不免与脑袋里的历史档案碰触，因而比较想从两者的对应中探解整件公案的核心：张爱玲1992年3月12日寄遗嘱给宋淇时，为何在附信中注明“《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著作完成日期：1995年？

　　从已出土的书信看来，张爱玲在注明销毁的次年还致信皇冠编辑，表示《小团圆》也许一年内没法写完，决定先出《对照记》。1994年6月《对照记》出版后，她在10月5日写给庄信正﹙她在美国最信任的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仍说：“我正在写的《小团圆》，内容同《对照记》，不过较深入。”

　　那一年她健康状况日下，必须服用高蛋白饮料安素﹙Ensure﹚支撑体力。次年9月，她与胡兰成一样，以75岁之龄因心脏衰竭辞世﹙她在1984年即发现心脏有问题﹚。由此观之，1992年要销毁的版本，并非她生命末期仍为之奋斗不已的版本。

　　但皇冠出版的《小团圆》，封底版权页注明“著作完成日期——1995年”。为此我特别打电话请教皇冠发行人平云：你们出的是最初的版本，还是最后的版本？他说：是最初的版本。我说：那为何版权页的著作完成日期是1995年？他说他没发现这个错误，可能是编辑误植，下次再版会改正。

　　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去年11月21日应邀到香港浸会大学中文所演讲时，还斩钉截铁表示张爱玲英文小说《少帅》和《小团圆》不能出版。邀他演讲的林幸谦教授，在四月号《印刻文学生活志》撰文表示，那天演讲后两人去吃消夜还在讨论此事：“听到他再三坚定地说不能出版这两本书，我感到很可惜，极力地以各种事例试图游说他改变决定。最后我建议他不能只是停留在思考层面上，应该把所有他所考虑的观点与数据都写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加以分析其中的问题所在。事后我也把一些相关事例和数据传给他参考。”

　　林幸谦研究张爱玲多年，著有《张爱玲论述：女性主体与去势模拟书写》《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重读张爱玲》。他的举例与建议，想必对宋以朗产生关键影响；两个多月后即传出《小团圆》将出版的消息。18万字手写稿，从打字排版到校对出书，皇冠的编辑作业时间大概只有两个月，难怪校对多处错漏﹙如“燕山”误植为“蓝山”﹚。但“著作完成日期——1995年”是宋以朗给皇冠的信息不足，抑或只是编辑误植？不管是前者或后者，这个错误对张爱玲最受瞩目的遗作是不公平的。

　　胡兰成去世多年，为何仍未出版？

　　那么，回到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张爱玲在1992年3月致宋淇的信中注明《小团圆》要销毁？

　　我相信原因绝不是她认为写得不好——连备受傅雷批评的《连环套》及她自己“也觉得写得差”的《多少恨》都收进了《张爱玲全集》，《小团圆》难道会比那两部“少作”还差吗？

　　张爱玲在1975年初夏﹙55岁﹚开始撰写《小团圆》，致信宋淇说“最好还是能港台同时连载”。1976年3月，《小团圆》书稿飞越半个地球，从洛杉矶寄达香港宋淇的家，其后即“闺门深锁”，未能如愿“港台同时连载”，更一直未能出版。

　　从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小团圆》出版前言引述的张、宋书信看来，《小团圆》未能发表与出版，主要障碍是胡兰成当时在台湾。宋淇读完全书给张爱玲写的长信，明指“邵之雍就是胡兰成”，担心书一出版胡会对号入座，趁机强出风头。宋于是对她下了“此书恐怕不能发表或出版”的指令，并同时提出几个改写方案。针对“邵之雍”的身份，宋的建议是“去胡兰成”：“你可以拿他改成地下工作者，结果为了钱成了double agent，到处留情也是为了掩护身份，后来不知给某方发现，拿他给干掉了。”

　　胡兰成自日到台任教是1974年，1976年7月《今生今世》出版后被舆论所迫离台。亦即宋淇作出结论后不久，他所担心的“问题人物”已经返回日本，但《小团圆》仍闭锁于“深闺”之中。甚至，胡兰成去世后，《小团圆》依然没有出版。

　　1981年7月25日，胡兰成死于东京。《联合报》于29日以“胡兰成病逝”为题发表合众国际社7月28日发自东京的电文，全文仅160字。同年9月，张爱玲致宋淇信中说：“《大城》与平鑫涛两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寄到，同时得到七千多美元﹙内中两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税﹚与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

　　《大城》是香港著名的文史刊物，平鑫涛是当时的皇冠发行人。张爱玲生日为农历8月19日，换算1981年公历为9月16日；她当天收到的也许是平鑫涛寄给她的《联合报》报道。然而，收到这份“生日礼物”后，她在致宋淇的信中为什么没有提及《小团圆》的出版问题？

　　宋淇1976年在以笔名林以亮发表的《私语张爱玲》中就已公开提到《小团圆》：“她新近写完了一篇短篇小说，其中有些细节与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形不尽相符，经我指出，她嫌重写太麻烦，暂搁一旁，先写《二详红楼梦》和一个新的中篇小说：《小团圆》。现在《二详红楼梦》已发表，《小团圆》正在润饰中。”文中所指短篇即《色·戒》，1978年1月发表于《皇冠》。可见，宋淇不但长期代为处理张爱玲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也一直担任她在创作上的“军师”与“把关者”。或因如此，她不忍拂逆宋淇的建议，只好闭口不提出版1976年的版本，并继续根据其建议改写，至1995年辞世仍未完成。﹙宋以朗在《小团圆》前言中也说：“她在晚年不断修订，可能就是照宋淇的意见去做，可惜她始终没有完成。我个人意见是双重间谍办法属于画蛇添足，只会引人误会张爱玲是在替胡兰成清洗汉奸身份，所以不改也罢。”﹚

　　但是平云表示，皇冠并未拿到张爱玲晚年仍在改写的《小团圆》。那么，那个修改多年的版本目前是在宋以朗手里，或已不幸而被张爱玲毁弃？如果后者的假设不存在，修改版到底修成怎样的面目？那个版本如果日后出土，也许又将成为“张学”研究的新课题。

　　“去胡兰成”，失策的改写建议

　　张爱玲年轻时代说过：“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描摹。”她在初暮之年开始写这部自传体小说，大胆地采取了还原生命史的手法，让她自己以及与她有过纠结的人物回到事件的初始状态，所以“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甚至被胡兰成弄得子宫颈折断和在纽约打胎的隐私都袒露无讳；对她母亲与姑姑等亲友的种种难堪也层次细密地翻揭而出。创作本是非常深层而私密的心理活动，她在写作时也许完全没考虑作品发表后的“他者”反应；抑或也可能有意让“他者”真面目暴露于世？但从创作角度来看，宋淇这个“把关者”的“去胡兰成”建议是失策的，只徒然困扰张爱玲20年。这也许是她生命末期最大的负担与遗憾。——《小团圆》里写了种种她对胡兰成的深情与崇拜，甚至连母亲名字都叫“蕊秋”﹙胡本名“积蕊”小名“蕊生”﹚；哪会同意“去胡兰成”呢？宋淇当时难道没看出这个关键点？

　　为了胡兰成，张爱玲的牺牲其实不只这一桩。例如她的作品，自1952年离开上海后即因与“汉奸文人”的关系而在中国大陆绝迹，只能在台、港等地发表与出版。1976年4月宋淇读完《小团圆》时，“文革”尚未结束，中国大陆还处于动荡且封闭的锁国状态，他想当然尔地认为这部作品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所以把关的对象只专注于在台湾的胡兰成，而未思及张爱玲留在大陆的亲友。

　　然而时间会改变现状也会还原历史。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渐趋稳定与开放。1981年11月，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张葆莘撰写的14页长文《张爱玲传奇》，她姑姑立即欣喜万分地把《文汇月刊》寄到美国给她。《张爱玲传奇》虽未立即引起重大回响，却是间隔30年之后，“张爱玲”的名字首次重返大陆媒体，一时唤醒了许多旧友的记忆。1982年12月，上海《收获》杂志发表柯灵《遥寄张爱玲》，并重刊《倾城之恋》，北京的《读书》杂志也转载《遥寄张爱玲》。两家深具影响力的杂志南北唱和，“张爱玲热”逐步在中国大陆升温，其作品的盗版层出不绝。这些变化，是1976年的宋淇与张爱玲都不可能料及的。

　　舅舅的血缘之谜

　　张爱玲在1988年2月的一篇《自序》中曾如此慨叹：“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

　　《小团圆》出版后，也遇到近似的状况：“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并且也可能和《红楼梦》一样，陆续出现各种考证。

　　《红楼梦》有金陵四大家族，《小团圆》也有张佩纶、李鸿章、黄翼升、孙宝琦四大名门之后，以及她在上海活跃文坛时的友人；不少张迷阅读时都抱着对号入座的心理。我在与张子静合著的《我的姊姊张爱玲》第一章即先交代“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一般读者如不熟悉他们的家世背景，难免满头雾水。但对她的父母、姑姑、弟弟、舅舅、炎樱、周瘦鹃、柯灵、胡兰成、桑弧、苏青等人的化身，则较容易看出端倪。1992年她寄遗嘱与“《小团圆》小说要销毁”的附信给宋淇时，也同时寄授权书给住在上海的姑父李开第，请他代为处理合法的中国大陆版权事宜。

　　或许晚年心境与1976年迥异，她开始顾及《小团圆》中写的一些亲友都还健在人世；特别是关于舅舅、姑姑、柯灵、桑弧的往事，似乎不宜公开吧？

　　这里我只举例一说舅舅的部分，并兼及关于柯灵的部分。

　　张子静1995年告诉我，他母亲与他舅舅是双胞胎、遗腹子，家族流传的说法是，他母亲(黄素琼)出生后，家人很失望，产婆却说：“不要慌，里头还有一个！”那就是他舅舅(黄定柱)。

　　但张爱玲1976年就颠覆了这个双胞胎版本。《小团圆》写她1939年赴香港大学就读后，母亲自上海赴欧之前过境探望，闲谈间向她说了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她舅舅是买来的；而舅舅本人并不知道。

　　珍珠港事变后香港沦陷，1942年张爱玲辍学返上海，没对弟弟说破这秘密。去舅舅家玩，舅舅见她没大衣穿，还从箱底翻出一件清装皮袄送她(她照片里常见的那件)。

　　也许因为知道了舅舅与她无血缘，1944年春天以舅舅三女病逝故事发表的《花凋》，文笔异常冷冽尖利，形容舅舅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

　　张子静告诉我，舅舅家有五女三男，在外还和两个女人生了三个女儿。《花凋》发表后，舅舅一家很生气，张、黄两家一度不相往来(那时他母亲还在国外)。

　　中国人一向重视香火传承。在男性威权时代，尤其重视血缘正统。她的外曾祖父黄翼升曾任长江水师提督，军名显赫；外祖父黄宗炎是独子，二十多岁即在广西盐法道任内病亡。黄宗炎娶一妻二妾，去世时却只有二姨太有孕。按照黄素琼的说法，黄宗炎的大老婆为了延续香火固守家产才去买难民的初生男婴回来冒充双胞胎。

　　1995年我在上海也访问了黄定柱长子黄德贻。对于他姑姑黄素琼与其父黄定柱的双胞胎情缘，他的版本与张子静相同。他也拿出一些家人照片与我分享，看来不但黄素琼与黄定柱长得像，甚至两姊弟的子女也有神似之处。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引述她母亲的话：“他们长得像是因为都吃二姨太的奶。”这句话让人想起她在《相见欢》里写荀太太对伍太太说她家二少奶奶生病：“请大夫吃了几帖药，老没见好。那天我看她把药罐子扔了，把碎片埋在她院子里树底下。问她干吗呢，说这么着就好了。我心想，这倒没听见过。”伍太太对这项“民间小迷信”表示兴趣，荀太太却转而低声说：“哪知道后来就疯了，娘家接回去了。”

　　张爱玲母亲虽然没有疯，但“他们长得像是因为都吃二姨太的奶”这句话，我们也“倒没听见过”。她沾沾自喜以为母亲“因为此刻需要缩短距离，所以告诉她一件秘密。”却似乎没警觉“因为此刻需要缩短距离”，所以母亲告诉她的秘密也许是临时编造的——既然是秘密，也料她不敢去查证真假。

　　1992年，她的父母、舅舅、姑姑均已辞世，但她弟弟与舅舅的儿女还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在台湾更有影视红星张小燕的母亲黄家瑞。当年《花凋》发表时，她的表兄弟表姊妹还年幼，跟着父母生生气也就算了，如果临老看到《小团圆》中对他们血缘正统的否定，那些黄家手足会有如何激烈的反应？是否会闹到找她弟弟张子静去验血查明正身？万一消息见报，想必又是一番沸沸扬扬，她要如何回应那些表兄弟表姊妹的愤懑与指责？

　　“死亡使人平等”

　　柯灵(1909-2006)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报人、编辑、剧作家；解放后担任过文化部电影局上海剧本研究所所长等要职。张爱玲第一次与他见面是1943年7月，带着新完稿的《心经》去他主编的《万象》杂志编辑部拜见；8月《心经》即在《万象》分上下期发表。后来张爱玲改编《倾城之恋》为舞台剧，柯灵提供不少意见和协助，同年12月在卡尔登戏院上演后，她送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为谢礼。1945年6月柯灵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她请胡兰成写一信给宪兵队长说情，并偕胡兰成同去柯府慰问，不久柯灵获释……1982年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以诚恳的语气详述认识张爱玲的经过，最重要的是，对她作品长期在大陆缺席，以文坛老人之姿作出了权威的论断：“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1994年春天我去上海出差时，曾与陈子善、梁锡华同去拜访柯灵。彼时他已84岁，说到张爱玲仍不断表露推崇之情。1994年元月他来台湾开会，我也曾请他与汪曾祺、李锐、刘心武共进晚餐。印象里的柯灵一直是慈眉善目的，左耳挂着助听器，一派温文儒雅的长者风范。

　　柯灵去世九年之后，我在《小团圆》初见“九莉”带小说稿去拜访“编辑荀桦”时，马上联想到“荀桦”指的是谁。但看到其后的情节，则不禁惊讶无已。

　　宋淇的把关，倒像是歪打正着——如果柯灵1982年前看过《小团圆》，还可能写出《遥寄张爱玲》吗？

　　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不但替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快速加温，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话：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迤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

　　会不会是柯灵晚年的这些“遥寄”的话，也让张爱玲“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呢？

　　张爱玲在《相见欢》(1950年)里也引述了一句外国谚语：“死亡使人平等”。此时把这句话用诸《小团圆》，似乎再也合适不过。

　　从目前的结果看来，宋淇的第二次“把关”是正确的——幸而他没有在1992年销毁《小团圆》。

　　如今，宋淇、张爱玲，以及她在书中所写的人物，大多已寂灭无语。《小团圆》是她留给人世的生命拼图，如此悄深复杂，让我们必须低头省视，才能一次次从中看见深藏于她内心的勇气与反抗，孤傲与决绝。

　　“死亡使人平等”，她早料到了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