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儿子披露鲜为人知的“文革”秘密　　　

　　1967年“一月风暴”后，父亲、母亲相继被隔离审查，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月仅有15块钱生活费。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我每天处于寻食状态。身边的几个“走资派”子女也一样，实在饿得不行，我就带他们跑到小餐馆，打打“牙祭”。

　　当时上海的小餐馆，每张桌子上有个盘子，里面放着一些点菜用的木夹子，上面有该桌的编号，譬如说5号桌，夹子上就写着“5”。服务员把客人点的菜名写在单子上，拿个夹子夹好，送到厨房。大师傅把菜做好了，就把这个菜的夹子夹在盘沿，服务员就凭夹子上的编号上菜。我们就钻这个空子，先点上三两个廉价的菜，然后趁没人注意，把我们桌上的夹子放在远处的桌子上，再假装说话等朋友来，让饭馆先不用急着上菜。等到远处桌子上来了人、点了菜，服务员取走了本应是我们桌上的点菜夹子，上菜时自然就送到我们桌上。我们赶紧狼吞虎咽。当其他桌上的人等急了，大声喊“怎么还不上菜”时，我们就溜之大吉。当然，每个餐馆只能光临一回，受了窝囊气的服务员肯定能回忆起我们的模样。

　　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大中专院校率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着父母们一个个被揪斗、被打成“走资派”，我们这些子女们都成了“黑五类”，每天不得不东躲西藏。文革初期，钟期光伯伯和凌奔阿姨的家，就成为我弟弟东棋、叶飞家的小楠、小毛，还有谭启龙家的小马(谭大骏)的避难所。

　　东棋后来回忆说：“‘一月风暴’后，父亲被打倒了。这时候，钟期光伯伯和凌奔阿姨叫叶小楠找到我，要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家人本来就多，周末再加上我们几个去吃饭，真是太不容易了。”

　　凌奔阿姨家孩子很多，他们都很有父母之风，与其他孩子亲同兄弟姐妹，有饭同吃。凌奔的小女儿娓娓才十二三岁，每天殷勤地给大家洗衣做饭。小楠和小毛都非常喜爱这个十分懂事的小妹妹。那时，坐公共汽车从清华或北大到军事科学院，每人1毛钱，小楠和小毛都舍不得花这钱，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或走路去的。可她们与娓娓一道逛公园时，却舍得花两三毛钱给娓娓买山楂糕吃。这可能算得上是在那个艰苦年代里对这位小妹妹的“犒劳”吧。

　　凌奔阿姨把老战友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与成长。我们这些住到她家里的孩子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处在怀春萌动的时期。孩子们情感上的问题本来应该由他们的父母来关心，凌奔阿姨却成为了大家的“临时母亲”。

　　昔日热热闹闹地聚在凌奔阿姨家的这些“走资派”子女们，转眼间都各奔东西，有的下乡插队，有的毕业分配到外地。到了1969年，年纪最小的娓娓也被安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出发那天，学校要求把行李送到离家有五站路程的101中学。娓娓正在为行李犯难时，尚未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东棋来了。东棋帮她收拾好了两大箱子行李，又跑到军科院食堂借了一辆平板车，送娓娓走上建设兵团的第一步。

　　岁月悠悠，往事灼灼。对于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们来说，三四十年前的那段艰苦的“黑色时光”，早已成为我们一生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文革”岁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小津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