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粤农村盛演“菩萨戏”的背后
农村经济发展与虔诚祈福
福建的长乐、福清、莆田、泉州、厦门, 广东的汕头、潮州等都属于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采访中,笔者总是听到和看到,几乎到处都在频繁地上演“菩萨戏”,即演给菩萨、演给神灵的谢神祈福戏,用农民的话说叫“菩萨戏”(有的地方叫“佛生日戏”等等)。
在福建南安市溪美镇美林村,村民黄俊成描述了该村演“菩萨戏”的盛况:“我们村每年演几十场戏,多是在菩萨生日时演。而菩萨的生日,有许多名目和日期,最隆重的是农历二月初二、十二月十六的土地生日。”在福建、广东的许多佛寺与神庙里,都有“神明圣诞辰録”一类的标示牌,从中可以看出,所谓佛生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而演戏娱神是他们祭奠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仅如此,由于这种演出的需要,近几年,这些地区的很多农村在修建豪华剧场。或是以专门的剧场形式出现,或者将宗祠与戏台合二为一,或者就寺庙而建戏台,农村剧场之多、之大、之豪华,令人瞠目。
特别是福建长乐市,几乎村村都有新修的庙宇、祠堂、剧场或专门用于演戏的礼堂,而且多修得豪华壮观。长乐市古槐镇中街村,就有两座礼堂,均花费了几百万元,还有一处装有中央空调的豪华祠堂。而有200多口人的金峰镇厚团西陈村,最近花了600余万元盖起一座专供演戏的礼堂。礼堂外高四层,里边有1200多个座位。从长乐市区出发,沿闽江边,经猴屿乡、潭头镇到金峰镇的20余公里的路边,多是依山傍水的红色琉璃瓦屋顶的寺庙、祠堂、礼堂,真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感觉。
福清市民间剧团协会副秘书长、侨光剧团团长郑生说:“福清市现有120多个民间剧团,每个剧团年演出场次都在320场以上,而每场的戏资均在5000元左右,粗估有1.5亿元到两个亿的收入。”莆田、泉州一带的戏资略少些,但都是非常可观的经济现象。
在潮州,笔者遇见一位演出中介人,他去年仅春节前的介绍费收入就有10万元。
通过进一步调查,笔者看到,这样的戏曲现象,与这些地区躁动而特殊的农村经济密切相关。为了给“菩萨”演戏,农村人不惜花巨资盖多个豪华剧场,也不惜花钱以个人名义请剧团演戏给“菩萨”看。盛演“菩萨戏”的文化现象,是特殊地区的经济活动驱动下的传统民俗活动的再度复兴,是躁动的农村经济状态下,祈求平安的民间心理的强烈投射。
因为滨海的地理条件,这些地区一直都有海上谋生与海外致富的习惯,也有在内地从事工商业的群体热情。近20年来就有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年人移居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或劳务输出,或在内地开办工厂与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赢得了大量财富,并把这些财富回流家乡:一方面盖起一栋栋豪华的乡间别墅,以显示自己人生与事业的成功;一方面又盖起一处处阔气的戏台、礼堂、祠堂,请来剧团给神灵菩萨演戏,以祈求人生平安。长乐市洋屿村有2367人,出国的就有1000多人,出身于该村的华侨有2000多人。而这个市最偏远的一都镇,全镇11456人,有1000多人集中到非洲的莱索托从商。
这些地区的新一辈人,多数不再安分于田间耕作或海上捕鱼,而成为跨越地区、跨越国度,用新的方式来赚取钱财的人群。
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动背景和生存方式,必然带来特殊的农村现象:许多豪华的乡村别墅中,或漂亮的农舍里,通常只有老头老太太们留守,只有一些不愿意外出或没有能力外出的人还都静静地作息于其中。而外出者在有可能赚取较多财富的同时,又可能经常面临意想不到的人生困难与生存风险,面临工商业活动中随时可能潜伏的危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可变性因素与无常情形,牵动着在家者与外出者的心灵,使他们非常自愿地拿出一部分钱来修造戏台、礼堂、祠堂,请戏求得神灵的护佑。
在长乐县三溪村,73岁的杨宝锁热情地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海南办工厂,一个在福州做工,家境一般,但为了祈求神灵保佑孩子们平安,春节之后他请了两场戏,每场5300元。”
他还带笔者参观了村里当晚演戏的杨氏祠堂。杨氏祠堂新落成不久,门面上镶嵌着巨幅的青石浮雕,里边是带天井的木结构屋宇,前部为豪华的戏台,后部为神座,中间是原木的长排椅,有四五百个座位,供奉的是乌鸦大神神位、关羽大帝神位、八服大帝神位、华光大帝神位、齐天大圣神位。真是众神云集,不拘一格。门前支着一块木板,贴着几份红纸戏报,有新的,也有被撕扯得斑驳不清的。其中一份内容是:长乐市红牡丹(剧团)为答谢观音菩萨当阳寺大帝、齐天大圣八服大神诸位大神、献演闽剧二本。时间:七月初五、初六。民间谢神演戏的目的,从中可见一斑。
在古槐镇中街村,笔者不仅看了一场完整的谢神演出,看到戏主在场次转换时间里谢神的仪式,还看到那座巨大的神龛,挤挤挨挨地占了近1/3剧场空间,上边摆放着各种神灵塑像。而祠堂两边的墙上悬着“神威昭著”“神人共庆”两块匾额,清楚地表达了人们之所以用如此大的热情和如此多的花费来演“菩萨戏”的心理原因。
莆田、泉州、汕头、潮州的农村,不像长乐、福清有那么多豪华的农村剧场,多是简易的露天舞台,或临时搭建的帐篷式戏台,然而,演“菩萨戏”的动机与频率亦毫无二致。敬仪有厚薄,虔诚无区别,祈神求平安,人神同赏戏,这种沿袭了千百年的风习,在躁动的农村经济时代,似乎达到了史所未有的痴迷与兴盛状态。
由此,我们看到,“菩萨戏”带给农村戏曲一定的繁荣,并由此形成了特定的“戏曲经济”。大量的戏曲从业人员,相关的运输业,服装道具业,修建礼堂、祠堂、剧场涉及到的建筑业,以及以莆田市区的“戏馆”为典型的演出中介机构等等,都非常活跃地介入到这种戏曲经济的链环之中,从中得到属于自己的一杯羹。
但这其间已然体现出的戏曲演出市场的恶性竞争,演出中介机构的操纵盘剥,又在逐渐地伤害农村的戏曲艺术,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适俗的舞台演出与伛偻的台下观众
农村戏曲演出有其自身特点,必须适合农民的审美需求,不能与城市戏曲演出相比,更不能与今天的精品剧目并论。但是,亲临农村剧场之后,笔者却在这种为了适俗而繁荣的表象背后,感到了深深的悲凉。
在长乐市金峰镇厚团蔡村礼堂,笔者看了村民蔡宝官为谢神请演的一场戏。剧团是福州的一个闽剧团,台上演员先向戏主表示祝贺,接着演出一般剧团都要演的《八仙加冠》,随后才演正本戏。然而,笔者问了五六个观众,竟然无一人知道那晚正本戏的戏名。观众则几乎全是老人,见不到一个年轻人,还有的老年观众躺在后边的躺椅上睡着了。
福清市东瀚镇的林氏宗祠里挂着“进士”“武进士”“一姓三院士”等显示其祖上文化荣耀的匾额,在这里笔者看了一场福清某实验闽剧团的演出,小黑板上倒是写着:日场:《耿青取朱旗》;夜场:《晋宫风云》,台下却仅有二十几个老年观众,笔者身边的一位老人亦躺在长椅上呼呼大睡。戏终于演完时,笔者走出宗祠,看着村道上七八个渐渐离去的老年观众伛偻的身影,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悲凉。
今年元宵之夜,在汕头市铜盂镇胜前村竟有5台敬神戏,是5个宗社分别请献的。它们都是临时搭建的帐篷式戏台,戏台对面是临时挂起的祖宗牌位,祭献的物品琳琅满目。可其中一台戏,只有五六个人在看,演员照旧演着,也许只有对面神台上的祖先魂灵在欣赏。更为特殊的是,每个临时剧场旁边都有专门搭建的小帐篷,供年轻人赌博用,那里却挤满了人。
农村是戏曲最重要的市场,而这样地给消磨时光的老人演着不需要知道演什么的免费戏,这样地演着给神灵看的戏,当然也就难以奢求舞台艺术有很好表现与不断提高了。更何况,当这样一批60岁左右的观众最终从村巷间消失的时候,真不知道我们的戏再演给谁看。
长乐市古槐镇中街村的村民石乐华、石金楷都是闽剧的爱好者,不仅热情地带笔者到村里参观祠堂、礼堂,看戏,而且介绍说:他们村每年都要演七八十场戏,福州市90%的闽剧团都来演出过,每场戏资都在5000元到7000元之间。他们的言语之间洋溢着自豪与欣然。但是该镇主管文化宣传的副书记陈清告诉笔者:“有一些场次的戏,因为看的人太少,戏主要想热闹,就雇民工来看,每人看一次发给10元钱。”
老年的农民观众不关心演什么,锣鼓响着,演员唱着,那是他们在延续一种曾经习惯的娱乐方式来消磨时光;年轻的农村人则不肯进剧场,要花钱雇请他们进剧场,而且拿了钱之后,仍然早早离场。这种演出并不显示农村戏曲的繁荣,相反,正在深刻地伤害着当今的民间戏曲,使民间剧团在世俗的要求之下,在为菩萨演出的心理祈求中,在经济利益的竞争中,不断重复着低劣的演出。
更令人悲伤的是专业剧团在农村的遭遇。在长乐、福清两市,已没有由政府财政支持的专业剧团,全是民间戏班了。而莆田还保留有莆仙戏一团、二团、仙游县鲤声莆仙戏剧团3个专业剧团,政府未予资助,要依靠农村演出来养活自己。泉州市的高甲戏剧团、厦门市的金莲升高甲戏剧团则由政府财政支出费用的70%或80%,不足部分由下农村演出获得的戏资弥补。这两个剧团,还可以排演一些高质量的剧目,去参加戏剧艺术节,或者去争取某种政府文化奖励,而莆田市的几个专业剧团则是另一番情景。
2008年8月,笔者到莆田市乌垞村看莆仙戏二团的演出。在一个豪华寺庙边的舞台上,刘玉钗团长无奈地说:“我们要依靠农村演出来养活自己。今晚的戏资只有2200元,但也要演,不演就发不出工资。”夜幕四合,坐在观众中间,环视周围,也就100多位老头、老太太同少数孩子。同样也有《八仙加冠》的仪式化演出,随即正本演出著名剧作家姚清水创作的古装剧《金国銮》。本子情节曲折完整,演员也演得不错。戏演完笔者夸奖刘团长时,她却说:“可是农民还说我们演得不好。他们不喜欢抒情太多的戏,喜欢又打又闹的戏。”在此前的采访中,也有很多人告诉笔者:“农民们看这种谢神的菩萨戏,一要热闹,二要不死人,三要有高兴的结局。”笔者理解了这种有一定质量的剧团在农村演出可能遭到的尴尬。
谈起农村演出的这些情形时,泉州市高甲戏剧团团长叶正萌说:“我们感到非常悲哀。”该团有国家一级演员1名,二级演员7名,三级演员30多名。他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市场,到农村演出;一条腿走精品,排演一些高质量的剧目,如新版的《连升三级》,在苏州戏剧节上就获得好评。但走农村市场演出,一年要演一百五六十场,还要不断地更换剧目。为了适应农村观众的需要,他们除了演出《凤仪亭》、《珍珠塔》、《女巡按》这样的传统剧目之外,还要演出民间剧作《兵反皇都》、《正德陪万金》、《皇妹易嫁》等世俗的剧目。
专业剧团走向农村演出,本是应该的,但是实际情形很难如我们所希望的“给农村送去精品的文化食粮”,而是要在已然成为风气的民间演出中降低水准,以获取农村观众的认同。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为情的事实:多年来,各地政府花费巨资培养的精品剧目、获奖剧目,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地面向农村进行演出。可以说,戏曲虽然在这些农村地区盛演,但是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农村市场。
农村戏曲在盛演“菩萨戏”的氛围中,正渐渐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淖。农村戏曲在观众后继无人的严酷事实中,盛演“菩萨戏”的表面繁荣却在渐渐绞杀着戏曲的生命。
如果说,戏曲在农村的演出,曾经是农村人的狂欢节,那么,我所看到的这种“盛演”却不再是一种狂欢,而是农村文化的深度冷落。
消隐的戏曲作家与畸形的民间剧目
据统计,仅在福建一省,就有600多个民间剧团,广东仅潮汕地区,民间剧团也为数颇多。它们活跃在经济发达地区,盛演着大量的“菩萨戏”。他们的剧本从何而来,他们演出的剧目又是怎样的情形,这是我调查中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本来,农村戏曲演出对于剧目、剧本有着适应性的基本要求,有着自己的编剧方式与流通方式,我们不能用城市戏曲、文人戏曲、得奖的精品戏曲的标准来衡量。但是,当我面对这些地区盛演的剧目与剧本时,同样有着深深的忧虑。
笔者向侨光剧团郑生团长提到这个问题时,心直口快的郑团长说:“都是胡编乱造的。”他随即给了笔者一个剧本,是在原来的电脑打印稿上重新涂改的,根本看不出完整的情节,而且电脑打出的原名叫《忠肝义胆》,涂改后叫《三团圆》。
在长乐市洋屿村采访时,热情的村侨联秘书长陈发祥给笔者提供了一本他近年管理该村剧场的演出记录。那是一本学生作业簿,但上边清晰地写着该村每一场“菩萨戏”演出的时间、地点、剧目、剧团、戏资、献演目的等内容。记录时间起自于农历2004年6月3日。从所记录的420多次演出的剧目名称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郑先生所说的“胡编乱造”的痕迹。如:《罕世奇情》、《玉阁藏娇》、《痴女涛声》、《巡按情缘》、《双凤争龙》、《夜审御弟》、《父审女》、《智审国丈》、《奇女复仇记》、《洞房会弟》、《风尘皇后》、《郡主择夫》、《洞房奇事》、《御吏审婿》、《贤妇招帝》。
为了就农村剧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又到莆田市偏远的东峤镇田柄村,采访民间剧作家林亚善先生。林先生的家是典型的闽南农家小院,客厅里摆放着不少铁皮柜,上边贴着电脑打印的剧目名称,墙上贴有喷绘的剧目表,供剧团索阅,还有联系电话、银行账号等等。铁皮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的剧本,一律电脑打印稿,用文件夹夹着,外边也贴着剧目名。笔者明白,这已经是一种商业化的农村剧目制作,也从中看到一个从事民间戏曲剧本商业化经营的剧本作坊的经营策略。
对此,我们不能做出简单的判断。笔者只是想,这种专业化的民间剧本写作,是民间戏曲盛行,而适演剧本缺少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特别现象,相对于前边提到的那种“胡编乱造”而言,毕竟有着存在的价值。而且,这将是当代农村戏曲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
那么,那些专业剧作家以及他们创作的剧目呢?在泉州市高甲戏剧团团长室里,叶正萌告诉笔者:“现在我们剧团已经没有专门的编剧了,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工作。我们的剧本来源,一是移植别的剧目,二是征集剧本。”
姚清水、杨美煊都曾是莆仙戏剧团的专业编剧,但现在60多岁的姚清水不能再写像《状元与乞丐》、《逃难记》那样有很好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剧本了,他在专门为莆仙戏二团写适合农村演出的剧本。而年过七十的杨美煊与他的同龄剧作家一样,早已封笔休息了。
再查阅《福建戏曲年鉴》,在1980年到1996年的每一卷中,都记录有各个剧团专业编剧的大名。福建曾经拥有一个庞大而且水平很高的专业剧作家群体,但都已渐渐消隐,难闻其名了。
采访中,笔者还看到,在农村戏曲市场自我蔓延,真正能适宜于农村演出的剧目极度匮缺,而戏曲剧目畸形运作的环境中,地方文化管理部门更多地只是关注能不能搞一些精品剧目,以博取某种奖励;或者能否将农村的戏曲演出作为一种搭载工具,去获得某种宣传的效应。像莆田市就曾经组织编写文明小戏,要求搭配在正本演出之前演出。而长乐县的古槐镇为了宣传本地的历史文化,也请人写了一个《董奉传奇》剧本。这些,似乎都没有错,都是出于农村文化建设或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政府化行为。但是,这些似乎都与农村戏曲的真正需求不甚相干。
“菩萨戏”的盛演,并不意味着戏曲的繁荣,希望能够引起相应的关注。
作者: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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