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我们的“切肤之痛”与“深刻之痒”

　　◎小沈阳看似滑稽的表演和《不差钱》看似混乱的逻辑，实则切中了我们某些积郁已久已到临界点的“病理”，并成功挑破。对于一部作品和一个商业演员而言，这无疑是最核心的爆破力。

　　“到了！”

　　“到了。”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那不……苏格兰调——情。”

　　“爷爷，你念反了，那是苏格兰情——调。”

　　“啊？情调噢？就搁这里吃。”

　　2009年1月25日晚23时17分左右——在牛年零点钟声即将敲响的前夕，在扮演爷爷的赵本山和扮演孙女的毛毛的咋咋呼呼以及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不差钱》开始了。

　　赵本山还是他以前作品里的经典打扮——解放帽，中山装，只是这次套了件棉大衣，背了两串大蒜和蘑菇，腋下夹着大葱，手里提着野鸡；毛毛则麻花辫，花衣裳，手提一篮鸡蛋。他们的面前，是装饰得有点俗气却又不失前卫的“苏格兰情调”。爷孙俩要来这最贵的地方宴请一位北京来的重要客人，不料这时才发现钱包落在炕上了。怎么办？

　　服务员小沈阳登场了。

　　头发溜光，围着花色的围巾，穿着花色的裙子，斯文地夹着菜单，委婉地迈着碎步——他人还没到舞台中央，现场已掌声雷动，并发出“啊”的欢呼声。

　　小沈阳：“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赵本山：“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小沈阳：“吃饭的？”

　　赵本山：“不像吗？”

　　小沈阳：“不太像！”

　　赵本山：“我说……姑娘呀，这顿饭非常重要的。”

　　小沈阳：“嘛，你管谁叫姑娘，人家是纯爷们，M。”

　　赵本山：“那……这么个打扮呢，这是，怎么穿个裙子呢？”

　　小沈阳：“这是按照我们苏格兰风格包装的，再说，这也不是裙子，这是七分裤嘛，你看，有裤子吗？……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咦妈呀，我说——走道上没有裆呢？”

　　从登场的悬念，到着装的惊艳，以及此时的惊叫——小沈阳一出场就点燃了观众的目光。片刻之间，四次把台下的掌声煮沸，“纯爷们”，“跑偏”，“没有裆”，句句个性十足，令人忍俊不禁。尤其是当他掀起自己只穿了一个裤管的苏格兰“七分裤”时，现场猛烈的掌声中，更爆发出“轰”的欢笑——仿佛一堆爆米花，顿时炸开了锅。

　　接下来的故事，已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赵本山给了小沈阳130元小费，要他等客人来时为自己兜着点——点贵的菜时故意说没有。毕福剑终于来了，小沈阳闹着要和他合影，赵本山则赶忙让孙女认他做“姥爷”。点菜时，赵本山一边口口声声“不差钱”，一边和小沈阳演“双簧”，最后一个菜都没点着，而是把自己带来的野鸡、蘑菇全用上了。

　　毕福剑要毛毛表演才艺。毛毛演唱了《青藏高原》的开头。正当其高亢的歌喉让毕福剑认为其“才艺”不错时，小沈阳站出来了：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要求给毕福剑展示一下。赵本山生怕他搅了孙女的好事，但被小沈阳一句不同意“我就把你交代那事给说出来”，也便允许了。结果，小沈阳一边“自报家门”，说自己也有个姓毕的姥爷，一边接连模仿了刘欢、刀郎和阿宝三位歌手，其惟妙惟肖的歌声让毕福剑当即决定带他和毛毛一起上北京的《星光大道》，让他们搞个组合《不差钱》。因为他就是毕福剑此次来铁岭真正要找的人——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给他推荐的才艺青年小沈阳！

　　最后，赵本山也要求跟着一起上《星光大道》，并郑重地要告诉毕福剑“一个重要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其实，我姥爷也姓毕”！

　　故事在“皆大欢喜”和有意“暗喻”中走向结局。二十多分钟的时段里，现场的观众先后鼓掌近百次，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动。而电视机前，有人称“笑喷了”，有人说“笑翻了”，还有人“笑得喘不上气来”，纷纷感叹：正愁没的挑，天上掉下了个大“逗包”！《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发生在“大城市”铁岭最贵的酒店“苏格兰情调”里的一件趣事，竟让十多亿电视观众“群练”了一把笑肌。在这个追求个性和差异化的年代，我们显然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群练”了。

　　客观地说，《不差钱》的故事并不完美，甚至漏洞百出。铁岭最贵的餐厅难道就是这样摆设简单名字看似洋气实则俗气的“苏格兰情调”？既然是最贵的餐厅，一个小小的服务员怎么可能为了130元小费而“变节”呢？既然是一个为了130元小费而和顾客演“双簧”的服务员，又怎么可能说出“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钱是身外之物”之类的话呢？既然赵本山、小沈阳、毛毛在小品里都闹着要认毕福剑为“姥爷”，怎么可能赵本山不是绕着弯子让毕福剑喊自己“爹”就是嘲笑毕福剑为“闭门炮”，不是绕着弯子说村里的人哭着等他“去了”就是嘲笑要让毛毛死去的姥爷亲自去找他？就是最后，毕福剑提议让小沈阳和毛毛到《星光大道》来个组合《不差钱》——他们一个是模仿秀，一个是女高音，与《不差钱》有哪门子关系？

　　戏剧评论家魏明伦曾公开炮轰《不差钱》：不差钱，差道德！其实抛开道德的质疑，单人物的环境、性格和情节的错位现象就非常严重。对此，编剧徐正超一再表示小品完全来自现实生活：“我们在酒店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真实的事情，情节与《不差钱》差不多，当时我觉得很搞笑，后来就想到了把这个情节与以前的想法结合起来，几天就写出了初稿。”其实，越是这样的表白，越说明这是个专为小沈阳而“御制”的作品。既然要刻意为彰显人物而去设置故事和情景，雕琢和拼凑的痕迹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这些固有的内伤和瑕疵，却似乎没有影响到小沈阳和《不差钱》在2009年春晚舞台上的爆破威力。这好比一枚原子弹，也许制作并不精良，技术和装备也有着明显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它成功爆破了——这就已经成功了！

　　有人认为这是后娱乐经济时代的“悖论”——越是俗不可耐越是不合逻辑的东西，越能刺激老百姓的笑容。其实，套用那句时髦的话：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样，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泪，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笑。

　　《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其才华横溢的《引爆流行》一书中曾指出，社会流行潮就像一场流行性传染病一样，只要达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突发性地传播开来。小沈阳看似滑稽的表演和《不差钱》看似混乱的逻辑中，实则切中了我们某些积郁已久已到临界点的“病理”，并成功挑破。对于一部作品和一个商业演员而言，这无疑是最核心的爆破力。

　　小沈阳以男扮女装的形象委婉地亮相，表面看来这只是以性别反串刺激观众的眼球而已，实则是个崭新的人物形象——他既可以穿红戴绿，甚至把腿穿到一个裤管里，更可以大胆地说出“我是纯爷们”；他既可以“女里女气”地说话，“扭扭捏捏”地作态，更可以唱出刀郎的沧桑，吼出阿宝的高音。显然，这里的小沈阳既不是“性变态”，也不是简单的“偏中性”，而是一个80后甚至90后的“新新人类”和“新新现象”：他们外表的性别差异越发模糊，但内心的性别界限依旧分明。这既迎合了当前年轻明星走红的“中性”路线，填补了“超级女声”李宇春崛起后没有女性化的男星形象的市场空缺，更塑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小沈阳。有人把小沈阳的诸多作品找出来一一品读，发现他女性化的装扮纯而不妖，甜而不腻。这样的形象很容易引爆人们对童年的记忆——那个被妈妈故意给扎上麻花辫、穿上花衣裳的邻家小男孩。这样的记忆，有多少人能够抗拒？

　　小沈阳因为130元小费就大喊赵本山“帅”，“你太敞亮了”，并不惜公开出卖酒店利益，表面看逻辑不甚严密，但却喊出了人们的现实心声：生活中的我们已开始漠视道德灵魂，许多人甚至以拿小费为荣耀，以损公家为傲。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下，才有了我们对下面对话的捧腹——

　　赵本山：“你们这酒店要啥啥没有，干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人容易来一次吗？你把你老板找来。”

　　小沈阳：“没有！”

　　赵本山：“你就记住一个‘没有’是不，老板？”

　　小沈阳：“老板出去了”

　　赵本山：“吃啥呀？”

　　毕福剑：“来一点家常便饭 ，来民间的。”

　　赵本山：“来民间的，孩子，来一个小野鸡炖蘑菇。”

　　小沈阳：“没有！”

　　赵本山：“这个——可以有！ M”

　　小沈阳：“这个——真没有！ M”

　　小品演到这里时，连赵本山自己都发出了笑声。这个生活中其实很难碰到的细节，但因为艺术的真实和人们心理的同源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有还是没有？最后绕到连当事人自己都分不清楚了。而这背后的关键，其实就是——钱，有没有？

　　所以，当小沈阳最后总结道：“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嚎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嚎”观众的心灵之虫顿时被挑动，有种情绪开始沸腾，并继而将一种现实主义的金钱观念和价值标准引爆——

　　小沈阳：“我那意思那，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啦，钱是身外之物，人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掉！”

　　赵本山：“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把这好好做做。”

　　在许多道德主义者眼里，用钱来测量痛苦与否甚至生命长短，无疑是庸俗的、不可取的。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观念和标准早已大行其道，见怪不怪。过去30年间，中国人可谓补足了市场经济的课，有些地方甚至比西方还西方。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实业家富兰克林在其编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早已被我们发挥到极致。“时间就是金钱”的刀破除了前改革时期的市场障碍，同时也砍向了所剩无几的传统价值观念，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性的贪婪像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痛苦变得永无休止。正如《非诚勿扰》里的“成功人士”秦奋无奈的“贺岁”：“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2008年，中国人经历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心境转换，领会到从生活到情感的变幻莫测，而今，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小沈阳和赵本山的“痛苦”，怎不激发全民的唏嘘和感叹？

　　如果说小沈阳和赵本山的“对垒”，引爆了物欲时代我们对金钱的“切肤之痛”，那小沈阳和毛毛的“同秀”，则引爆了后乡村时代草根们对梦想的“深刻之痒”。而这些，在我们主流视野惯有的“宏大叙事”里，一度是被遮掩和隐秘的部分。

　　赵本山在小品里口口声声“不差钱”，实则时时刻刻都差钱。就是钱包不落在家里，在一餐饭就可以吃掉一两万的高档餐厅里，他那个钱算什么？他说：“现在咱家都富裕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铆着劲吃，你吃能吃多少钱 ，我点……”就是真富裕了，还不是要请北京来的客人进高档酒店，认北京来的客人做“姥爷”。这一方面说明农民相对自己的过去确实富裕了，但相对整个社会成本的提升，并没有富裕；另一方面则揭示：现在的农民不差钱了，但差的是“姥爷”这样的权力人物和“星光大道”这样的梦想舞台。

　　如果说曾经的高考使很多的农民后代只要有本事就可以成功“跳农门”，并进而踏上通向主流社会的“独木桥”，但自高考市场化改革后，这条通道基本已形同虚设。于是，渴望“姥爷”式关系人物的帮助，梦想金庸式“星光大道”的“速成”，成了后现代“草根梦”兑现的无奈选择——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无更多他途。

　　但就是这样的选择，也是那样的与现实格格不入。“星光大道”是一个向主流挺进的舞台，可有一副好歌喉、想踏上这个舞台的毛毛却把“自报家门”说成“天气预报”，把“星光大道”说成“溜光大道”，面对“姥爷”想哭却笑，一心想表达感谢的赵本山把“报恩”却说成了“报复”、“报销”……主流和草根的话语“鸿沟”已是多么的难以逾越。

　　小沈阳最后引吭高歌，委婉之后捧出如此绝对男人的声音，彻底地刷新了观众的耳目，更把“草根梦”之痒推向了高潮：那些舞台上风度翩翩的大明星也不过如此嘛！

　　鲁迅曾说：喜剧是把丑陋的东西拼凑起来给人看，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最后，在好“姥爷”和好文化站站长的双重“拼凑”下，“草根”们欢天喜地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星光大道”。电视机前，那些被长期压抑或者遮掩的“草根梦”就此被引爆，观众也在这虚设的“草根狂欢”中痛快地笑出声来。

　　这时，舞台上的赵本山脱下帽来，向观众弯腰致敬，小沈阳则转过身去，泪眼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