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都没有从一部电影本身的艺术角度去评鉴，而是津津乐道于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解读。很多观众在电影院中自觉地将纪录片的天然震撼性和《南京！南京！》混为一谈，他们在片段化的、自我暗示为真实影像的场景中，畅快淋漓地享受着自我道德感动，从而使整个中国都营造出了宠爱《南京！南京！》的襁褓氛围。但是，事情永远有它的另一面。

　　南都周刊记者·沈兰江

　　4年前，陆川刚结束《可可西里》的拍摄工作时，手头同时握有好几个题材，包括当时已经被媒体热炒的《边疆》。“《可可西里》之后，我也自问想拍什么，”陆川说：“这个题材必须要满足我对强悍、野蛮、粗犷，生命与死亡的表达。《南京！南京！》的这张桌子恰好够大。”至于剧情，原本的雏形里还有姜老师和陆剑雄的爱情戏，整个拍摄过程也就成了对剧本的颠覆过程。“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很多东西是想当然的。”也是在拍到一半的时候，陆川很偶然地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就这一下子，成就了一部必然会出现的，不太一样的中国电影。

　　早期中国电影习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塑造形象，也即是所谓的“脸谱化”。所以，南京大屠杀一直被视作一个没有英雄的题材而备受“冷落”，直到1987年才诞生了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屠城血证》。到了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社会的巨大转型，世俗趣味逐渐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这一时期的南京题材影片却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电影创作者包装情节甚至渲染暴力的大舞台。而同期诸如《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等国外同类题材影片的出现，却正在精准地教导国内观众如何冷静看待极端环境中的人性罪恶。这么多年之后，现在的中国人集体观念中已经做好了辨证看待屠杀史实的思想准备，所以中国必然会产生一部更“时髦”的南京题材电影，不搞二元对立、不夸张做作。从这点来说，《南京！南京！》是必然的，陆川是偶然的。

　　《南京！南京！》更像是一部电影习作

　　一路跟着电影剧情走下来，突然感到有些辛苦，观众有太多的人物要进入，结果每一个都来不及。《南京！南京！》的主角就是南京城，任何演员都是这座生死之城的配角。这种以多个小故事拼凑南京全貌的结构，是一种相对便于处理，却很难处理到位的两难选择。

　　影评人魏君子说：“《南京！南京！》的技术很强大，每个场景单拎出来都看似牛逼，这是影迷的胜利。但如果作为一个整体就很割裂。”所以每个人心中都能留下守城士兵的眼神、避难所里举起的手、手拉车上的四具裸尸......但在碎片化的影像之后，不仅没能留下一个鲜活的人物和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还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叙事逻辑。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把这种剧情的割裂称为电影的“失忆”，“在影片本身135分钟的长度之内，它再三忘掉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好像之前发生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崔卫平罗列这些在她看来“前言不搭后语”的桥段：前一个情节是日本兵对俘虏们下令“起立，去江边赴死”，而后一个情节里，却又把刘烨第一个带头站起来“赴死”的体态、表情，处理得像听到歌里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样英勇；还有影片结束时的老赵，满脸堆笑，难道他忘了在几个钟头以前，他还在卡车上大呼“姜老师，救我”，结果害姜老师送了命？更不用说整部影片中时而激起观众的仇恨，时而又把日本兵刻画得像是来南京度假的大学生......

　　“《南京！南京！》更像是一部电影习作，而不是能够拿到观众面前的成熟影片。”崔卫平说：“我可以接受对日本兵的人性化描写，但那应该是建立在影片起承转合的连贯情感之上。像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对于辛德勒由发战争财到救人的情感变化，是依托于一个合理的情节和逻辑的，而现在的《南京！南京！》仅仅是画面的叠加，而没有进行衔接。”

　　陆川曾说：“我是为了几场戏而拍《南京！南京！》。”这个出发点也许本来就注定了影片的片段化分裂。像陆川在影片还未成形时，就已经决定要展现的那场日军祭祀舞蹈戏，这一点令崔卫平不可思议：“影片之前讲述了太多中国人的死亡和蒙羞，情节的能量和观众的悲愤都在这里。然而现在得到正式祭祀的却是将皮靴踏在别人家园上的侵略军，这是哪儿跟哪儿啊？陆川后来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战争的本质说到底就是精神的折磨，是一种异族的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跳舞’，什么东西啊，我不明白。南京大屠杀这么严肃一个事，怎么能够靠自己的想象来解释？”

　　《南京！南京！》几乎获得了国内观众一边倒的好评，崔卫平说她不得不承认对中国观众很失望，“很多观众不会看电影，只会看片段。有很多人是带着手绢去电影院的，他们早就期待着接受震撼，并因为对于震撼的设想在单个镜头中得到印证而感到满足。他们没有看出来《南京！南京！》在哪些地方进展了，在哪些地方停滞了。”

　　对他们(日本兵)的处理，影片的确比此前有所改变，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间就是为这些人度身定做的，这是这部影片‘一边抵抗，一边救赎’的真相。

　　我们没看见真正的历史

　　事实上，大多数人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都没有从一部电影本身的艺术角度去评鉴，而是津津乐道于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解读。“很多观众在电影院中自觉地将纪录片的天然震撼性和《南京！南京！》混为一谈，他们在片段化的、自我暗示为真实影像的场景中，畅快淋漓地享受着自我道德感动。”崔卫平说。而这种奇妙的观影感受转换，也正是中日两个当事国都对影片如此敏感的原因。

　　日本《产经新闻》在《南京！南京！》首映当日即发表文章称：“这部黑白电影模拟纪录片的方法，给观众造成好像电影内容都是真实的印象......特别突出了暴行和残虐的场面......观众席上发出悲鸣和怒骂声。”一个星期后，由中法德合拍的《拉贝日记》也要公映，联系到5月4日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日本一些人士神经紧张。

　　目前中日两国60%以上的人口没有经历过战争，多数人对于《南京！南京！》这类影片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各自历史教育和口传身受的影响上。在日本，很多人觉得战后自己的道歉已经够多了，无法理解中国人干嘛还老叫我们认错；而在中国，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明明是战争的加害国，却总在强调自己的被害。以前国人总是带着民族仇恨的眼光看待南京，却很少从战争罪恶的角度来认识双方的受害。所以此次来自中国青年导演的具有突破性的独立思考，就显得弥足珍贵，以至于整个中国都极为配合地营造出了宠爱《南京！南京！》的襁褓氛围，也使对于影片的理性艺术批判在意识形态解读的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然而如果沿着意识形态仔细深究下去，陆川在《南京！南京！》中，也只不过是一次剑走偏锋的浅表性尝试。“虽然每帧影像似乎都有历史原型，都那么真实，但历史肯定不是这部电影呈现的样貌。”影评人魏君子说：“在这部电影里，历史素材只是陆川用来表达个人意念和美学理念的工具。”陆川在影片中专心地塑造着在整场电影中都格格不入的角川，沉迷于挖掘零星的抵抗来验证自己的“中国人有所作为”观点，他从一个框框进入了另一个框框。如果说以前的南京题材影片是“主观片面”的话，那陆川才刚做到“客观片面”。

　　在崔卫平看来，陆川所说的抵抗只是一种“义和团式的抵抗”，“在拿平民作毫无道理的牺牲这一点上，这部影片与过去旧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区别，非常僵化和仅仅停留于原地。”而反过来陆川对于日本士兵的刻画，则被崔卫平讥讽为是“让一部分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她说：“对他们(日本兵)的处理，影片的确比此前有所改变，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间就是为这些人度身定做的，这是这部影片‘一边抵抗，一边救赎’的真相。”

　　而对于屠杀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成为“战争机器的螺丝钉”的平凡之恶的揭露，陆川主动放弃了。“起码我没有看清日军是如何由人变成兽，哪怕是一个。”魏君子说。崔卫平也指出陆川对日军的刻画，只不过是“给罪恶华丽转身，给为人不齿者披上人性外衣”。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在自己的证言中提到：“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着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假如陆川能将上战场之前的服部弥一蜕变为以杀人游戏为乐的魔鬼的过程给描绘出来，那又如何？

　　《南京！南京！》真正值得人们叫好的地方，在于它的态度和它的尝试，就像陆川自己说的那样：“《南京！南京！》至少开了一个口子，让大家再去想这件事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目前在日本民间层面，已有人在网上发起了要求日本国内公映这部影片的联名签名运动。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步平说：“对于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的期望是中日之间交流历史认识的基础。”而《南京！南京！》是这种期望的第一次影像化表达，这才是这部影片的价值所在。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