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任命冯德麟为帮办。张作霖多年梦寐以求的奉天将军终于到手，成为名副其实的奉天最高统治者。

　　主政伊始，张作霖在为自己赢得权力而兴奋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治理奉天的问题。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怎么个烧法？张作霖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1916年6月28日，张作霖与帮办冯德麟一起发布了关于施政方针的告示。这个告示发得别出心裁，堪称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告示。

　　以往的官府告示，“之乎者也”遍布全篇，文字、语句生涩难懂，对普通百姓来讲只能是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而张作霖在告示中，开篇就点出他用白话发布的缘由所在：

　　“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

　　不仅如此，通过告示，张作霖还意识到官府与百姓沟通的重要，在张作霖看来：

　　“原来我们中国头一件最要紧的毛病，就是上下隔膜。不但是做官的人，不知道那百姓的艰难，就是做百姓的，也不晓得当官的辛苦，所以办出事来，谁也不能称心满意。我们两人本是这块土上生长的人，我们对百姓的艰难困苦，知道的明明白白，就恐怕你们大家里头，还有不明白我们的意思的，所以这一篇的言语，还要你们大家仔细听一听”。

　　东北地区匪患猖獗由来已久，政府曾多次倾力剿匪，虽有一定的成效，但总是除而未决。主政伊始，张作霖就下定决心把治理匪患、确保奉天一方的平安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样要办的事情，叫做弥盗。怎么叫做弥盗？就是想个法儿，把各处地方上的胡匪，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意思。这几年间，奉天各处的胡匪，把百姓糟蹋的不得了，要不趁早地想出个正本清源的法子，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有法子过啦。所以，我们就把惩治盗匪当作第一宗要紧的事。现在已经吩咐各处地方官，陆军啦，巡防啦，巡警啦，保卫团啦，同心合力，剪草除根。无事的时节，自然是加意防备，有事的时节，就要他立时拿捕。不过我们的意见，不愿意拿我们自己的枪炮，毁我们自己的家人。你们为非作歹的人，也应当再思再想，人生在世，庄稼买卖，谋生的通路很多。只要能安分守己，也没有饿死的道理，何苦犯一个杀身的大罪，再弄得大家伙儿不得安生。你们抢去了钱财，要逃往那(哪)里去呢？祸害旁人，又祸害自己，满盘子算起来，亦没有什么便宜的地方。况且年景不好，大家伙儿都几乎靡有饭吃，你们怎就忍心得，还要抢掠，这真是天理人情所不能容的了。要叫我说，趁早的回头改过，去恶向善。自看见此番告示后，只要有十家的连环保证，就可以既往不咎。若是执迷不悟的，我们性子，你们是知道的，一定把你们治得个剪草除根。这些年来，都说大崇将军最厉害，你看看我们比他何如？我们宗旨，既首在弥盗安民。所以视事以来头一样事情，就是从整顿巡警入手。因为巡警的饷糈(音：许)，都是民间直接所出的钱，若任他们徇私舞弊，庇赌啦，通匪啦，鱼肉乡民，欺负百姓啦，那不是叫你们大家出钱，反祸害你们吗？所以务必整顿好了，让民间出一名巡警的钱，就得一名巡警的用。将盗贼治理得干干净净的，方才算对得住老百姓呢。倘若是办巡警的，闹得乱七糟八，被我们访查得实，或有人告发，一定把他严加惩办，给你们泄泄忿气，以为不能治盗安民者戒。”

　　经济是基础，张作霖自然知道钱的重要。有了钱，如何理财，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又如何对得起奉天父老的血汗钱，张作霖在此说得明明白白：“第二样要紧的事情，就是理财，理财两个字，并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总而言之，不过是两句话，就是要一个钱有一个钱的来历，化(花)一个钱有一个钱的用处，这才能叫个财政。你们纳捐纳税，固然是义不容辞。不过，化(花)钱的人要随便地挥霍起来，也是对不起你们的。我们奉天的财政，这几年中，越发的杂乱无章，我没有到任以前，早就而有所闻。所以，这些天的工夫，时时刻刻，要想一个整理的方法，得省一文便省一文。因为官家所化(花)的钱，就是老百姓所出的钱。只要那化(花)钱的省去一分的浮费，就是让那出钱的人，留一分的气力。将来化(花)钱的道儿，一天少一天，你们的担负，自然也就一天轻一天了。我也是本乡本土的人，与你们痛痒相关。但凡能想出一个法子来，教你们少出几个钱，我是何乐不为呢？左五右六，我绝不能赚你们的钱。同你们要出来一文，就必定有一文的正用。这不是空口白话，我将来办事的时候，自然有个水落石出的。”

　　张作霖一生善于运用权术，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用人之道，什么样的人可用，怎样的人得民心，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第三样要办的事情，就是察吏。各县的地方官，都是民之父母，要是地方官不能得人，那地方上的事情是万万不能够好的。我们奉天的各县，算起来也有五十多处，那些个当知事的，也自然是人品不齐。据我所闻，这五十多位县知事里头，能够称职者甚多，但是办理不善的，也是有的。不过，我方才到任，还要详细考查。人品，是不是可靠；声名，是不是平常：断案，是不是公平；待民，是不是苛虐。等我调查的明确，自然有一个持平的办法。我用人行政，向来是一秉大公，既没有一个私人，也没有一定的成见，只要是与你们有利无害，我是不怕嫌怨的呀。”

　　张作霖认为，治理匪患、整理财政和整顿吏制作为治理奉天的根本大计，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

　　“我说这三样的事情，不过是个大关节目。其实我们地方上，应当办理的事情，还有许多。不过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这三样事情，都是根本之计，要不从这根本的地方，着实的整顿起来，旁的事情，也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要从这种地方做起，后来有了工夫再把所有的事情，全想出一个整顿的法子来，这才是我的希望呢。”

　　吸食鸦片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尽管张作霖本人也吸食鸦片，也在吞云吐雾间周旋于政客、朋友间，但他充分认识到鸦片对于个人、社会的危害：

　　“我们奉天，向来是土壮地肥，人心朴厚，可是这几年中，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拿着风俗说吧，这几年中，我们奉天的风俗，也渐渐的学坏了。娼妓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赌博的风气，一天比一天盛。如今鸦片烟，国家刚在那极力禁止，不知道什么缘故，又添上一种打吗啡，真是无奇不有了。吗啡这种东西，本是一种最烈性的毒药，他那害人的力量，比从前那鸦片烟，还要利害许多，所以各国里头算做一种厉禁。从前还是那些忌大烟的人，没有恒心，拿这种吗啡顶瘾，已经是可恶已极。你赶到了如今，好好的一个做苦力长工的，也甘心上了这种的当。要知道，人的身体，本是万事的根本。不能保身，焉能保家？不能保家，焉能保国？我们奉天，左盘右算，就是这么几个人。要是有一部分都弄成一个半死不活的样子，请问我们这日子，还有一个过法吗？我对于这种的事情，实在是万分的痛恨，一定要想出法子来，让他尽绝根株。我们同乡父老，都有管教他们青年后辈的责任。遇见这种糊涂的人，务必要苦口劝告，教他们及早学好。要是不听劝告的时节，尽管给衙门送信，我必定从重的惩治他们。一面我还是派人密查，谁犯了这种毛病，断没有轻拿轻放的道理。我的意思，要给我们同乡父老求一个永久的幸福，像这种害群的东西，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虽然不懂货币理论，但张作霖把纸币的作用和倒换的害处，都看得仔仔细细，说得浅显易懂，入木三分：

　　“再要就这人心上说来，更有许多的地方，教人可恶可恨。就说这‘换现’一种事情吧，到如今，已经变成一宗的买卖了。我还记得，我没有到任的时候，那官银号兴业银行里头，终朝每日，必有几个常川(串)换钱的人，动不动的，一个人就是好几万。我们这里的买卖，并没有许多的大过码儿。赶到仔细调查，敢情有一种的奸商利徒，希图一点的小利，就把这大宗的纸币，贩卖给人家去了。无论那(哪)一国的市面，都没有许多的现钱，要用这纸币的帮助。所以，纸币这种东西，本是极轻便极可靠的。就拿我们奉天市面说吧，不但我们自家的买卖，全仗着纸币流通，就是与外国通商，也全仗着纸币周转。要是任意的挤兑起来，将来市面上周转不灵，我们中国人固然是没有买卖，就是外国人也就没有买卖做啦。所以提起这种奸商利徒，不但是我们中国的罪人，也是各国的罪人。要维持我们市面，造成各国商业上的幸福，一定要把这种毛病澈(彻)底根清的免了去，再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专意打听这种奸商。奉劝你们做这行生意的人，趁早改图，要是不然的时节，我的皮(脾)气体性，大概也是你们知道的，一旦让我调查出来，可是后悔不及的了。”

　　出于维护民间基本秩序的考虑，张作霖是提倡民间自治的，但是如果有人借自治之名而行其他，张作霖也是不会手软的：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近几年来，国家讲究民权，那民权二字的精神，全在自治。自治意思，也没有什么难讲，不过是一乡里头，大家伙儿自己弄的个和和气气，不用官家操心就是了。这几年间，民间诉讼，日见其多，一个稀无要紧的事情，打起官司来，动不动就是个经年累月。常言说的好，当中无好人，父子结完仇。要是一乡里头有一个明白事体的人，遇事出来调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但做百姓的省去若干烦恼，就是官场里头，也免去许多的麻烦。这种好人，提将起来，也没有一个不敬重的。要是不然的时节，有点儿事情，就要跑到法庭上，我们这自治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呢？从前的时节，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般的刁生劣监，恶霸土豪，撺掇是非，武断乡曲。你赶到近几年间，借一个地方公益的名头，更是大兴其道了。不是敛财肥己，就是聚财抗捐。假一个团体的美名，因他们个人的私利，你也是乡绅，我也是代表，今天想章程，明天化(花)钱财，弄到归期，不过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遭殃罢了。这不是不能自治，先到(倒)自乱了吗？奉劝尔等趁早洗心革面，做一些实在公益的事情，要是不然的时节，须知道，我们有保护地方治安的责任，这种害群之马，是不能过而不问的呀。”

　　聚众闹事在乡间很常见，张作霖提醒那些稀里糊涂的参加者，盲目地加入是“犯傻”的：

　　“这些年来，不但绅士把持，无利不起早，就是百姓，动不动的，就要聚众抗官。成百成千的，搅成一团，起个名儿，叫做众怒难犯，这真真更是恶习了。无论什么事情，尽可告状子，据情形，请示办法。但是有情有理的事情，当官的那(哪)能不给百姓做主？为何听信一二为首之人的蛊惑，一味的盲从，糊里糊涂的，便跟他们闹起来了？到归终毫无益处，反到把事体闹坏了。一经拿办，后悔也来不及了，岂不是傻吗？奉劝你们，嗣后万万不可蹈此恶习啦。”

　　“总而言之，到了如今的时候，要把我们家乡的事情，弄到好处，不过就是几句话。一面把有利的事情，办了出来，一面把有害的事情，剔了出去。大家都要拿出公心，规规矩矩的，不要胡闹，然后大局的前途，才能够有点希望。所以，我在这立法之初的时候，把这些要紧的言语，老老实实向你们大家说，我们同乡父老子弟，能够体贴出来这种苦心，遇事再肯帮我的忙，这更是我们俩人的希望啦。”

　　别出心裁有原因

　　张作霖的白话告示，语言通俗易懂，读来自然流畅，很有一种“唠家常”的味道。张作霖用极尽口语化的白话文将自己的施政方针传输给奉天百姓，绝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来潮，是有原因的。

　　首先一点，张作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文言文语的生涩拗口能够感同身受。张作霖一生读书不多，自幼家境贫寒，无力就学，直到13岁时才在杨景镇老先生的帮助下读了三个月的私塾。他仅有的一点文化，也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不仅是张作霖本人，就是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为成员的早期奉系军阀领导集团，整体的文化水平也很低。在这5人中，张作相曾读过3年私塾，算是读书最多者。汤玉麟读过2年私塾，张景惠读过2年私塾，孙烈臣读过3个冬天私塾，而吴俊升连一天书也未曾读过。张作霖和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兄弟们，能深刻体会想看却看不明白的文言文语的苦处。

　　其次，源于自己的施政方针能深入人心，迅速贯彻下去。为官一方，作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当务之急。他知道，能够“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积极网络人才，将王永江、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结于自己麾下。这些人不仅长于政治，善于理财，为初掌政权的张作霖出谋划策，而且颇具文化功底，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官样文章可谓轻车熟路。但是，施政方针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贴近百姓，张作霖和他的智囊团们达成了共识：“子曰”、“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语是不能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话来得直接、深入。

　　再次，张作霖的性格使然。张作霖出身贫寒，太多的生活磨难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形成了张作霖敢做敢为、敢闯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欢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告示中的许多话虽是大白话，却也是大实话。官文中的繁文缛节，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欢的风格。也因为如此，在那个官样文章做得中规中矩的时代，能发布这样的白话文或许只有张作霖能做得出来。

　　官文口语化、大众化的起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话文是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对仗句，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要“明白如话”。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张作霖的白话文告示发表于1916年6月，它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恰恰与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俗话”、白话要“明白如话”、“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不谋而合。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从时间上看，在运用白话文这一点上，张作霖走在了胡适的前面。

　　实际上，白话文在古代已有漫长的历史，宋代已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我们称其为古白话。但无论是古白话还是近代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它都是对于文学领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运用白话，把官文写得如此大众化、口语化，张作霖应该是第一人。

　　张作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这篇白话告示就是他人生中传奇的一笔！

　　(注：告示原文无标点，为方便读者，引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所加)

　　（程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