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巡视“外松内紧”

　　毛泽东在国庆节前出巡南方，可以说是日常工作的惯例，但是1971年毛泽东盛夏时节的南巡，却是别有深意。

　　8月14日，毛泽东仅仅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秘密南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陈长江回忆，毛泽东这次南巡，除他之外，再没有带任何其他负责人，甚至工作人员也比较少，“也因此，毛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往往很快就知道了”。在动身之前，毛泽东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踪。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周恩来安排，“陪同”江青到青岛视察。以往毛泽东出巡，虽然也只有周恩来一人掌握行踪，但因为需要给毛泽东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需要动用飞机，所以吴法宪一般知道毛泽东的去向，但这次毛泽东沿途的谈话，却明确要求必须对林彪等采取极为严密的封锁。

　　对于毛泽东南巡的动机，汪东兴等后来明确表示，“就是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席亲自外出做工作。”

　　毛泽东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9月12日晚上返回北京，正好30天，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紧密，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较多。在武汉，毛泽东停留10天，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在长沙，毛泽东停留5天，找了广州军区1个军区、湖南、广东、广西3个省区和中央的华国锋、汪东兴等5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4次；以后毛泽东还在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丰台有多次谈话。这其中，长沙是毛泽东停留较久、找人最多、谈话内容最为全面系统的地方。

　　8月15日，专列到达武昌车站，毛泽东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次日，再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及刘丰、汪东兴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政治斗争的内情，特别提出要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对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林彪集团，毛泽东是直接点名。他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的、30岁以上的人。毛泽东还严重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

　　毛泽东关于林彪集团的批评，实际上是要对接班人“动手术”。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接班人明显是针对林彪的，当时林彪已经63岁，身体欠佳。毛泽东决定让汪东兴通知已调到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立即赶到武汉，接受召见。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50岁，是毛泽东这时候注意选拔的接班人候选人之一。这是一个“第三梯队”，主要成员还包括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国务院副总理兼河南省委书记的纪登奎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等人。华国锋这时候的职务是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同时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代主任，毛泽东要华国锋前来，除作为主持一省政务的华国锋必须与会外，更是要亲自面授华国锋出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被毛泽东视为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被毛泽东视为林彪的“死党”。在马上进行的长沙会见上，毛泽东亲自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宣布了对华国锋的任命。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说，在长沙接见、散会的时候，陈长江进门看见“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军衣的，行举手礼；穿便装的，也轻轻地点头。毛主席还是穿着那件毛巾布长袍睡衣。不难看出，他们的交谈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情绪很好。毛主席以叮嘱的口气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

　　从后面的行程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在毛泽东这次南巡途中担任了重要角色。2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华国锋、汪东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刘丰等。毛泽东一见华国锋，劈头就批评华国锋，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1971年1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指定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出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农业工作。国务院业务组的主要组成人员还有组长周恩来，副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华国锋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跻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华国锋此时因患阑尾炎住院刚好，在京主持农业机械化等会议。来到武汉后，只是汇报农业问题，引致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强调要政治路线第一显然是话里有话。

　　毛泽东反复讲中共历史上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故事，并特别强调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他将要和林彪进行“路线斗争”，要打倒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与发动“文革”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如出一辙。汪东兴等感觉到气氛的严峻，立即召集随行的警卫分队干部战士，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警卫部队要结合实际工作，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

　　8月27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武汉。清早，指定汪东兴、华国锋先行乘专机到达长沙，“打前站”，进行准备。下午2时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离武汉火车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要刘丰等三四个人陪同南下。陈长江后来回忆，毛泽东把刘丰等带到长沙，是何用意，是牵制林彪集团还是观察、培养刘丰，他也不清楚。

　　华国锋、汪东兴于27日早饭后到达长沙机场，由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迎接，入住蓉园宾馆。坐定后，华国锋、汪东兴向卜占亚介绍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汪东兴还以毛泽东不高兴江青打扰他做事的例子特别嘱咐卜占亚，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示意毛泽东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常严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在主席思考问题或谈话时打扰他”。汪东兴接着明确宣布，等会迎接毛泽东专列，只需他自己、华国锋、卜占亚参加，不需要已经到达长沙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参与。

　　晚9时，毛泽东专列到达长沙大　铺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专门为毛泽东的专列停靠修建的，原是长沙外围的一个荒芜山头，后来修建成绿油油的果园，成为被汪东兴赞许为全国三个较好的专列停车场之一。汪东兴等3人赶到车站迎候，但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而是让他们上了专列，与保健医生吴旭君、列车员张玉凤等6个人召开了一个“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由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1个半小时后即10点半，毛泽东乘坐专门从北京带来的吉斯高级小轿车离开，司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赵毅雍。赵毅雍是湖南省委专门为毛泽东提供服务的司机，在1959年至1975年间毛泽东回湖南一直由他开车。

　　毛泽东对湖南一直相当有感情，很喜欢湖南省的干部。据张玉凤说，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很亲切，讲话也很中肯，对省委的同志也特别好。“凡是主席视察南方，总要到湖南，有时在车站看一看。”

　　毛泽东一行入住湖南省委九所6号楼。毛泽东的内层保卫工作由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毛泽东卫士为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工作为吴旭君，张玉凤则做些勤杂事务性事情。

　　27日一整天，长沙市各主要路口都加强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也更加细致规范，各种高级轿车如红旗、吉姆、吉斯等来往于省委——机场——火车站间，长沙城“外松内紧”，气氛异于平常。

　　毛泽东这次在长沙呆了5天。期间，先后与广东、广西及湖南负责人分别谈话3次，集体谈话1次，总共4次，每次谈话汪东兴都在场。

　　28日上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华国锋给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座谈，传达毛泽东的“武汉谈话”。晚上，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话；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靖谈话，下午，以上6人座谈；30日上午，毛泽东找6人集体谈话，长达3个小时，随后毛泽东与汪东兴离开湖南去南昌。

　　9月1日上午，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秘密来到韶山滴水洞，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汇集整理“谈话”，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刻印5份，这是后来中央12号文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毛泽东4次谈话，禁止一切秘书、工作人员参加。华国锋等在滴水洞整理谈话时，也是严禁一切其他人员参加。

　　8月31日12点半，毛泽东离开长沙。行前，只允许华国锋、卜占亚送行。临别，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9月5日，华国锋回到北京，先后两次单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此前一天，汪东兴也将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和华国锋等的整理稿转送给了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