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开展秘密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1919年11月，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开展各种活动。这时，在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且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的张敬尧占去了。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有组织的行动。于是，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运动。经过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校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头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

　　1920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5月下旬，吴佩孚率部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原在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趁机前进，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不战而溃，他也于6月11日从长沙仓促出逃。这是湖南人民运动的一个大胜利。毛泽东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行动。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为了要求撤办张敬尧，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7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病重在床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毛泽东还特地拜访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向他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那时，和毛泽东交往密切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于1920年2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李大钊推荐的这些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此次赴京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留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写信给新民学会留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愿意在国内自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并以长沙为基地。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6月11日，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被提到湖南人民的面前。14日，毛泽东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炽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多年后他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了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回到了长沙。这时，他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扩大，更加深入了。为了有一个落脚点，必需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于是受聘作了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即校长)。同时兼作湖南一师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被聘请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员。

　　回长沙后，毛泽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联干部和个别进步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和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

　　1920年8月间，毛泽东又联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使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得以到苏联留学(其中有任弼时、萧劲光等)。10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活动。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的影响与领导下，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立共产党做了各种准备。

　　1920年12月底，萧子升从法国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蔡和森在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40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活动正为湖南成立共产党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