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专访：我讲述的是人性的反抗史

　　文/李俊,张一阳 图/唐晓毅

　　首映日半天时间，陆川的《南京！南京！》票房即达900 万。历经4 年的拍摄，38 岁的导演陆川也经历了一系列个人危机。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军人出身的他说：“我想展现和以前不一样的南京大屠杀，我想表现中国人的抵抗。这条线是以前的电影所从未展现过的。其实，中国观众可以在逝去的前辈和他们一个个抵抗的事迹中间，找到我们民族生存到今天的精神依据。”

　　从四年前决定开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起，陆川便选择了一条注定困难重重的道路。许多人问他，《可可西里》已经为他积累了很高的知名度，完全可以拍些娱乐片，为什么要折腾自己？陆川的回答很实在：“现在正是血最热的时候，胆最大的时候，最没牵挂的时候，最愤青的时候，干点出格的事不是挺好？”

　　军人出身的陆川接受采访时自称为“中年愤青”。在影片筹备期间，他把国内能看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所有资料都一一看过。在第一次立项失败后，他一次次“游说”领导；在拍摄期间，他时常泪流满面却又强制自己冷静地拍下去；影片拍完后，南京大屠杀的“后综合征”开始在他身上显现。

　　谈到这四年值不值时，陆川坚定地回答：“值！不干这个又干什么呢？”《南京！南京！》上映后，不少年轻人看完电影，都感慨地发出“中国人要自强”的心声。一位女观众表示，将来她的孩子要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南京！南京！》。虽然，也有不少人质疑影片明显的缺陷，但正如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所说，“以往表现这个题材的电影观点都有些陈旧了，而《南京！南京！》代表了一种新的观点。这是影片最有价值的地方。”

　　“南京伤疤还在国民身上隐隐作痛”

　　“南京城感觉不是很晴朗，天总是阴的。”

　　陆川向记者回忆起1989 年到1993年间他在南京郊外上大学时对南京的印象。

　　4 月19 日，陆川一早来到母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我在南京读了4 年书，很想为南京做点什么。只有在军队里待过的人，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对记者说。

　　读大学时有一年暑假，陆川和来南京看他的弟弟，一起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了一半，弟弟跑了出去，站在墙边哭。“纪念馆陈列的很多展品，对于一个孩子，在情感上的确很难接受。”陆川回忆道，“每个人都会被触动，包括我。”那时起，陆川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大约十年后，当陆川和摄影曹郁在戈壁滩拍摄《可可西里》时，这颗种子才开始萌芽。“我们就拍南京大屠杀吧。”两人在讨论下一部的拍片计划时，陆川说道。

　　拍完《可可西里》后，美国投资方找上了门，给陆川提供了一个根据《拉贝日记》改编的本子。翻阅了大量史实性的资料后，陆川拒绝了这个剧本。“我觉得，一个中国导演去拍南京大屠杀，不能把故事浓缩成一个德国好人拯救中国难民那么简单。”陆川说道，“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是中国人，这道伤疤到今天还留在我们民族的身体上，隐隐作痛。如果只是归结到一个外国人对一群中国人的拯救上，就把这个主题给简化了。”

　　在陆川看来，只有从这场灾难的双方——中国受难者和日本士兵的角度出发，才能审视屠杀和战争带来的创伤，“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于是，陆川自起炉灶，写了一个以日本兵为视角的剧本，试图描绘出一幅南京人民抵抗日军侵略的群像，片名就叫做《南京！南京！》。

　　一名军人导演的个人反抗

　　回头看陆川执导的作品：处女作《寻枪》，拍了36 天；第二部《可可西里》，拍了两年；而到了《南京！南京！》，陆川用了整整四年。“影片的制作过程，就像在一个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行走。”这是陆川对拍摄《南京！南京！》的总结。

　　剧本写完后，陆川开始筹资、搭外景、选角等一系列工作。剧组在长春斥资3000 多万元(影片成本共8000 万多元，据陆川透露，四分之三的费用均用在布景、道具方面)，复原了一座800 亩的废墟城池。男主角刘烨第一次参观外景地，便花了足足半个多小时。他一脸惊讶地问陆川：“(成本)真的只有8000多万吗？我觉得至少要2 亿啊。”

　　正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南京！南京！》在立项上却出了问题。当时，香港导演唐季礼、严浩(曾拍过《滚滚红尘》)、以及德国和美国的制片人都上报了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剧本，全部搁着等待批准。“那一年，有四到五部这个题材的电影，不可能都批。”陆川回忆道。在时间上占先机的《南京！南京！》，极有可能面临否决的危险。

　　与此同时，又有媒体爆料陆川的“人品危机”，指责他“认钱不认人，与不少曾经关系不错的人反目成仇”。“内忧外患”的《南京！南京！》，一时间站在了风口浪尖，一度面临剧组解散。“那时媒体都是铺天盖地的舆论，简直就像是围剿。”陆川告诉记者，“我想，我也没做什么事情呀，不就是拍一电影吗？我得罪谁了，怎么这么多人来泼脏水！”

　　采访的时候，陆川承认，那段日子是他最难过的，也是最痛苦的时候。不过，从《寻枪》时和姜文为拍摄主导权较劲，到《可可西里》时与高原反应和缺氧抗争，陆川证明了自己是个有韧劲的导演，“我一般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底，不计代价”。

　　于是，在得知剧本被外交部否决后，陆川和投资人覃宏决定通过自己的人脉，一步步向上面疏通，和领导交流。其实，陆川也并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够说服领导，只是想“死磕”到底。“我坚信自己做这件事的情感，我说的话我自己相信，并且通过实践坚持在做，可能这就是跟别人沟通最简单的方式吧，说老实话，做老实事。”陆川说道。

　　那期间，陆川第一次去了中南海，见了许多领导。几乎所有人都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拍这部电影？“我曾经是一个军人，对国家的感情毋庸置疑。我们想通过电影去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点事。我们想从自己的角度去梳理历史。”陆川说道。“可能我不是做外交的，没有必要从反抗日本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梳理历史，当时中国人在做些什么。我也确实讲到了中国人抵抗的问题，那天讲了很长，也不知道是哪句打动他们了，我真不知道，或许是讲述的态度吧。”

　　在陆川看来，在呈现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中，有太多的哭诉。而他要表现的，是一个反抗的南京，一个光荣的南京。在激情昂扬地“游说”了各方后，2007年3 月底，陆川终于拿到了《南京！南京！》的拍摄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