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搭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7年了。

　　音信全无7年，阎又文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边保的领导提醒王玉，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忠于党的信仰。

　　阎又文1914年出生，与傅作义是小同乡，同为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人。在山西大学读书时，阎又文就参加了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做了傅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6年春节后，王玉化装来到包头。遇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叫薛起禄，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

　　王玉“捎带着”询问了一下阎又文。薛起禄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

　　王玉闻之大喜，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请客、送礼自不在话下。几天后，薛起禄把王玉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见到了阎又文，但没有相认。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王玉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转为慎重，点头称是。

　　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决定单刀直入了：“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绝密单线

　　阎又文领着王玉上了大街，走进自己投资开设的一家布店。两人进了经理室，把门一关，这才畅谈起来。此后，这家布店就成了两人的联络点。

　　王玉来之前，边保的领导交代任务时，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边保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毛泽东。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重要原因。

　　彼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

　　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傅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傅作义不会想到，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

　　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先后密谈了几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阎又文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但接待王玉的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你这个材料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果然，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傅部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人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不过，在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避其锋芒，战略撤退，并没有与傅作义部队发生大规模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我党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绥东战役的节节“胜利”，让傅作义部队大有“横扫千军”的气势，骄横不可一世。

　　此时的傅作义，也对这些战果喜不自胜，他找来自己的“笔杆子”阎又文，交代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写还是不写？阎又文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阎又文把自己的难题告知王玉，王玉如实向延安进行了汇报。这一次，阎又文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

　　傅作义电劝毛泽东

　　希接受教训 放下武器

　　参加政府 促进宪政

　　文章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开文笔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文章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

　　其实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说:“我有罪。”毛泽东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引见了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