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在文坛点起硝烟

　　韩寒郭敬明办杂志拼稿酬

　　中国文坛80后从来不缺少谈资。继郭敬明、郭妮、蔡骏、张悦然等80后作家扎堆办杂志后，近日韩寒正式宣称进入“主编”行列，并且以极具争议的稿费噱头占据各大网站头条：他将提供全中国最高的稿费，杂志的稿费标准是原创文章2000元／1000字。甚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直言这样的稿费是郭敬明杂志稿费的30倍。

　　韩寒、郭敬明是80后作家群中的两位佼佼者，韩寒此言犹如一帧宣战书，再度引起口水大战。原本就不平静的80后文坛再次被搅动起来。

　　-用稿费体现文字价值

　　韩寒在5月1日发表的博文《新杂志的征稿信，征人信，稿费标准，投稿邮箱》截至昨日已有23万点击量。在博文中，韩寒表示他主编的杂志向大家征稿，接受各种稿件，小说，杂文，时评，散文，人物，新闻，记事，诗歌等等，“封面推荐的原创文章，1000字／2000元，这个标准是国内行业标准的10到40倍，也是国内最顶尖杂志给特约顶尖作家的稿费2-4倍；普通稿件，1000字／1000元，也是行业标准的10-20倍；如果是已发表过的或我们摘录的文章，稿费标准是1000字／500元，是文摘类标准的15倍。”光是这一连串数字就足够让全国写手们狂喜了。昨天韩寒最新的博文显示，目前已收到一万多封投稿。

　　这等稿费无疑让传统文学杂志汗颜，甚至是其他80后主编，面对如此“大手笔”也不得不望洋兴叹。韩寒也在博客中表达了其“天价稿费”的初衷。“我咨询了一些人，问作者的稿费在文学类杂志的成本占多大？得到的答案是，忽略不计。我认为这对他们很不公平，因为杂志就是由他们的文章组成的。”“这说明我们的文字太不值钱了，一个文人，如果在这样大压力的社会里不能够衣食无忧，我认为，他就不太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文格。”

　　韩寒、郭敬明是目前80后商业价值最高的两名作家，两人同为主编，自然会被拿来比较。接受采访时，韩寒被问到与郭敬明的杂志有何不同时，笑称自己这本杂志付给作者的稿费是郭敬明所办杂志稿费的30倍左右，并称“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杂志给人大方的印象。”而郭敬明对此“挑衅”只是冷处理：“特点不同，不存在竞争。多说无益，也不想解释，大家只要都努力就好。做什么都为了读者，为了文学。”

　　-期待高稿费的“鲇鱼效应”

　　天价稿酬的新闻一出，网络上下马上激起一阵口水仗。也许是中国写字的人有感于低稿费的困苦，不少人揭竿而起力挺韩寒，同时矛头直指郭敬明。很多人都对此举表现出热切的期待，评论家于立生指出希望韩寒的高稿酬能在文坛上起到“鲇鱼效应”，并认为郭敬明的“不存在竞争”是心虚：“我是不以为然。竞争，往往是以差异化而非趋同的形态表现的。越是具个性和特色的，也是越易赢得市场的于差异化中谋竞争，正是竞争的强化，而非弱化或‘不存在’。”

　　另外还有人翻出郭敬明“抄袭门”事件后走马上任《最小说》主编的事，以此来跟韩寒对比。“说到底《最小说》就是利用郭敬明的知名度和在青少年中的号召力而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于郭敬明来说，一方面可以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炒作一番，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如此一来，杂志社和郭敬明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而韩寒与郭敬明最大的不同，在于除了“骂人的本事”太厉害之外，其文品极少被诟病，而他在赛车业的发展和汶川献爱心的举动也为其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印象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相信杂志会出现大量优秀的稿件，发掘一批有才华的文学青年。”

　　而一些作家也深被韩寒的“肝胆相照”感动。青年评论家韩浩月认为，这么高的稿费完全可以动员更多的作者，写出更好的作品去投稿。“在中国，高稿费绝对是推动写作的一个好办法。”著名文化评论家解玺璋也认为，这是个互惠互利的好事，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中国一般作者的稿费确实太低了。

　　-“挺郭派”质疑其炒作

　　韩寒的举动一如既往地遭到“挺郭派”的声讨。一位“小四迷”义愤填膺地说：“四爷刚出杂志的时候韩寒把四爷贬得一文不值，说什么文学是不能用来买卖的……哈，现在看挣钱了，也不在乎什么言论不言论了，韩寒真是自由得没话说了。”

　　另外，还有人的矛头指向韩寒的“脑残专栏”，韩寒文章中指出“杂志认为作者脑残，反人类反常识反正义反自由，杂志也会发表此类并且示众。”对于这样‘脑残’的烂稿，韩寒也给出了千字250元的“戏谑”标准。对此，有网友指出，韩寒将高稿酬与作家的人格和文格联系在一起，却又通过“脑残”专栏诋毁作者的人格，是自相矛盾。

　　也有中立的。“韩寒和郭敬明两人，一个是纯正的文学青年，不卑不亢，傲气逼人；另一个是半脚踏入娱乐圈的娱乐作家，善于炒作，娱乐至上。两个人各有特点，各自守着一摊，作为‘80后’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也代表了两个态度。我觉得这样的稿费竞争也有好处，至少能激发一下大家的创作欲望，让文坛多一点生气。只要写就会有经典，如果没人写，永远都不会前进。”著名作家阿来如是说。

　　本报记者 梁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