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潮与“人的解放”

　　□李　瑗

　　“五四”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五四思潮汹涌澎湃，其最主要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我认为，是“个性解放”，或曰“人的解放”。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四时期先进青年高举的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实际上是人的解放的具体表现。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为《青年杂志》的创办。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鲜明地代表了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政治主张。细一考量，陈独秀提出的六大诉求，正是要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走向人的解放。其中第一项诉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他在盛赞近代欧洲的历史为解放的历史后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让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在这里，陈独秀一再呼吁的是“自主自由之人格”，又称“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这种人格之确立，就是要把人从封建专制的羁绊之中解放出来。而要铸造独立的人格，获得人的解放，离不开科学精神。这里的科学精神，既有对科学知识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真理，而绝不屈从、盲从于迷信和权威。为此，陈独秀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大声疾呼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显然，陈独秀呼喊的新“青年”，是一种从奴隶的、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尊重人权、尊重科学精神的新人！这就把人的解放的大旗高高地举了起来。

　　也正因如此，当陈独秀登高一呼，先进的中国青年立即响应者云集，人的解放的思想不胫而走。激荡和充斥在这一时期的先进青年的思想中的，正是个性解放、人的解放这一基本价值取向。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信仰孔孟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转而追求个人价值和个性的解放。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1917年至1919年关于《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他在批注中写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他还写道：“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这里，毛泽东把尊重个人价值、实现自我提到了“人类目的”的高度。由此，他把是否尊重个人价值看成是衡量国家、社会、团体是否合理的标准，一切违背压抑个性者皆在扫荡之列。“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再次提出“个性”问题。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他还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是“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再次鲜明地表达了青年毛泽东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主张。

　　五四时期的周恩来同样举起了个性解放的旗帜。1919年9月成立的觉悟社，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进步青年团体。经全体社员讨论，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的宣言》是这样表达他们的奋斗目标的：“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一个大写的“人”的生活，成了周恩来这些先进青年的热烈追求。在周恩来起草的另一篇文章《觉悟》中，他又指出：“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为什么人能够觉悟？因为“人生最大的要素是灵性”。正是这种人性中的特质，使其能够除旧布新，“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

　　正是从追求人的解放这种价值观出发，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大地上应运而生。在当时，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等等，一时间成了非常时髦的名词。为什么要向往这些主义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人人劳动、相互帮助、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妙和谐的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强调不要国家，实际上是排斥任何强权，追求的恰恰是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毛泽东如此，周恩来如此，五四时期的青年领袖恽代英亦是如此。他在武汉组织的以互助为宗旨的利群书社，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的时候，恽代英就说过：“我信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已经七年。”当然，当时的先进青年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这里说的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取向。

　　只是，这一时期的先进青年的思想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企图在不触动旧的统治制度之下，依靠人内心的觉悟等等去实现人的解放，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在阶级社会中，个人的解放离不开阶级的解放。企图在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之下，追求人的解放，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在实践中被打得粉碎。事实使这些先进分子认识到，要实现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必须首先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推翻旧的统治制度。因此，当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恽代英等无一例外地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阶级斗争”四字箴言，当一大批先进分子认识到阶级战争伟大意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从此走上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之路，就是必然的了。

　　问题又在于，当我们高举起阶级解放大旗，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阶级压迫的制度以后，就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就应该把人的解放问题重新提到历史使命的日程上来，因为这是阶级解放的目标和归宿。但是我们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仍然高举阶级斗争大旗，忽视乃至粗暴地对待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这些情况已无须多说。所幸的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又重新举起了人的解放的大旗，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这是历史的继承，更是巨大的超越。因为我们今天是站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早已大大地超出了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

　　(作者: 李　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