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往强国的转型

　　在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更需秉承着五四运动追求民主、追求科学、追求进步的精神，把握好历史方向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实习生王楠楠

　　走进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印书馆主楼，张元济、蔡元培、陈云、茅盾、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等一批与该馆有着历史渊源的杰出人物的图片映入眼帘，已有112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曾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长久伏流时期，商务印书馆曾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其以学制变革为契机，大规模组织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各种辅助读物；另一方面，又在“学问饥荒”的年代 组织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人文科学著作，普及传播各种新知新学。在这个文化重镇中，云集着众多精英，其巨大的文化辐射能力，使新文化运动真正走向了社会。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涛。他直言：“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启了中国社会基本制度的转型，而‘五四’运动则带来了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型，加快了中国人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起点。”

　　在王涛看来，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现代中国，已到了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更需秉承着五四运动追求民主、追求科学、追求进步的精神，把握好历史的方向感。

　　历史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

　　“所谓历史转型，是指这段历史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横空出世，其之前和之后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转型之后开启的新历史阶段与此前的历史相比较，其基本制度类型、民众的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甚至服饰等等都会发生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在王涛看来，中国的历史转型，其基本的历史方向感，就是由愚昧走向文明，由专制走向民主，由落后走向进步。

　　谈及五四运动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但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还不能说已经进入历史的转型期。因为那时，中国人仍是臣民，推翻了清朝皇帝，却还要找一个封建皇帝出来，所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这样的事件才会周而复始，接踵而至。历史转型，包括基本社会制度的转型，但更重要的还是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型，即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

　　而五四运动倡扬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正是人的思想开始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其所弘扬的“科学”、“民主”的精神是中国数千年来人文学术武库从未有过的。此前的洋务运动仅仅是器物上的革故，并未深入到精神和思想层面。而五四运动则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使中国真正开始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嬗变，从愚昧社会向文明社会提升，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进步。因此，王涛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五四运动时，人们在思想领域爆发出的活力，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新习俗的精神，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华民族应始终保持这种面对新知识、面对民主、面对科学如饥似渴的心态。

　　回顾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王涛认为，在这90年中，真正能够称得上具有历史转型意义的历史时段，是1978年至今的30年。反思过去的90年，中华民族在历史转型中走过弯路，也出现过重大曲折和倒退，如发生过内战、内乱，从1957年到1976年曾陷入了长达20年的动乱和“乱动”。其原因正是因为丧失了五四人对科学、民主和进步的那种执著和虔诚。

　　而改革开放30年来则继承和发扬了五四精神，这30年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已经呈现进入了历史转型期的“端倪”。

　　用“端倪”这个词，是因为在王涛看来，因为中国今天仍处于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会仍是可进、可退，可左、可右。

　　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20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实现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果到2020年，中国不能紧紧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实现转型，不能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更加民主、更加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从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出局，而这一次出局，则很难获得重返的机遇。

　　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为“文革”，我们曾自动从国际竞争舞台上退出，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重返了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舞台，这一次能够重返是因为当时尚未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还留下重返的空间。王涛坦言，如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果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要整体退出综合国力的竞争舞台，那么将再也没有重返的可能性，因为其留下的空间会被其他国家和民族迅速占据。因此，本世纪头20年也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风险操作+负债经营

　　谈及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特点，王涛概括为两个，一是风险操作，二是负债经营。

　　从风险操作的角度来看，“历史转型实际上就是结构的变更，而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的基本方式不能采取物理形态的结构变更方式”，王涛打个比喻分析说，“比如脚手架就是一种物理形态，它变更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革命和冲突。一个工程完成了，我们把脚手架拆卸下来，是革命的方式，到另一个工地再把它搭建起来就是冲突的方式。而中国社会的结构变更，只能在结构总体应力不变的前提下进行部件的更换”，而这就可能带来了两个风险：一是，部件更换过快、超过结构的总体适应力，结构又可能坍塌；另一个风险是，部件更换过慢，影响工期、影响效益，“这两个结果都可能导致业主的破产。因此，中国社会的结构变更是一个风险极大的组织活动，需要准确地把握结构变更的历史方向感，不能偏移，先变什么、后变什么，哪个力度重一点、哪个力度轻一点，需要很高智慧来操作。”

　　再从负债经营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共和国成立近60年，我们已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哪一个政治集团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使一个国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王涛指出，考察这个问题的合理逻辑，是要看这个政治集团担承任务时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在担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任务的历史起点，与既往的政治集团相比是最低的，上个世纪初，我们的民族已经呈现出了集体麻木的状态。那块耸在上海外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当时都是熟视无睹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完成了民族革命，让近千年形成的积弱，无论从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形态都一扫而光。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中华民族表现出的自信和自省，正是标志着这个民族正在趋于成熟，是30年历史转型的最好佐证。

　　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党、国家曾犯过长期性、全局性错误，这些错误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影响是深重的，在某些历史节点上是灾难性的。

　　王涛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化率为例分析道，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要进入现代化的门槛之一是其城市化率要达到50%，而在建国初，我国的城市化率约为10%，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到1956年达14%左右，若照此速度增长下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城市化率就可步入现代化国家门槛了。但是，在1957年至1976年近20年的动乱和“乱动”中，到“文革”结束，我国城市化率在这20年间仅增长了0.2个百分点，如按此速度增长下去，那么，我国要进入现代化国家的门槛大约要400年。因此，我国今天的改革发展背负着过去的债务而前行，这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

　　“负债经营、风险操作决定了我们要提高对历史转型的总体把握能力，执政党必须要积极推动历史转型，而且要把握历史转型的方向，并在广大人民中不断强化对历史发展方向感的认同”，在王涛看来，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方向感是非常好的，这30年的实践也体现出了中国人追求民主、追求科学、追求进步的精神，实际上是五四精神的再现。

　　“90年来，‘五四’精神只有这30年间弘扬得最好，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把‘五四’这种追求民主、追求科学、追求进步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么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极有希望的”，王涛如是说。

　　历史转型

　　需要自觉意识和高度智慧

　　从30年的改革开放来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转型正在渐次推进，对此，王涛认为，这正体现了执政党推动历史转型的自觉意识。“像中国这种社会，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形成。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习惯的养成是需要物质条件作为支撑的。”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迄今为止一个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七大再一次强调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再次确认了这个时代主题。当前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仍然是发展经济，用经济的发展来拉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王涛指出，历史证明，许多国家由于社会动乱频仍发生而导致转型进程戛然而止，社会动乱频仍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易出现制度的真空地带，即这个社会中的旧制度已经失去公信力，但仍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制度还在艰难的破土过程中，因此，容易出现新旧制度都不起作用的情况。因此，转型期的国家必须保持适当的国家控制力。

　　而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带来物质生活的提升，还会伴随着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会逐步孕育出现代政治文化的协调和宽容精神，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条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始于经济领域，正逐步向社会、文化、政治领域逐步推进，这种步骤表现出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方向感。

　　从国际背景来看，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一极对世界整体的发展是有利的，但中国的进步也必然会和既有的世界利益格局发生冲突，因此，也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中国历史转型的进程将是平稳的，是阳光灿烂的。王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遇到各种难以逆料的事件，我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要为一时一地的偶发性事件干扰了我们大局观，模糊了我们的历史方向感。中国未来的命运集中在中国人的历史自觉意识上，把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