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约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依然应该以及如何弘扬五四精神奋然前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桃源陈泽伟

　　实习生赖申申

　　尽管五四运动已过去了90年，但作为标志着东方巨人觉醒、开创中国现代史新纪元的伟大爱国运动，她所高扬的民主科学旗帜，自此引领着中国历史一路斩关夺隘，不断书写着新的篇章。

　　如今，中华民族又一次进入了历史转型的重要关口。回望历史，五四精神将给予我们哪些重要的历史启迪？直面现实，五四精神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动力支撑？展望未来，我们是否依然应该以及如何弘扬五四精神奋然前行？多位学者为此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约定

　　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教授看来，五四运动以前，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扩大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通过五四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实践证明很多理论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打开了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新境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指出，五四运动给中国传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一个提法，也是历史约定下来的一种说法。

　　五四时期，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组织革命团体、创办进步刊物，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一时期，全国各种进步社团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数百种之多。

　　在1919年5月，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个月，《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五号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专号”，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首，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还有《马克思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史》和《马克思传略》等几篇文章组成了这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在五四运动的当月刊发出来，非常恰当地配合了五四运动高潮当中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呼唤，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相互激荡，为什么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此，胡明阐释道：马克思主义以及新俄的种种政治实验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一是耳目新鲜，二是现实意义很大。俄国革命把俄国的沙皇统治推翻了，消息传到中国来，激动了无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心，胡适做了《新俄万岁》的诗(尽管欢呼的是二月革命)，郭沫若也写了歌颂列宁的诗。因为俄国革命的意义太大了，冲击力、震动烈度太大了。

　　中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全国的注意力、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道路选择的层面上。此前的洋务运动还是搞些经济体制的，国计民生的，兵器的，造船的，着重的是工业和国防方面的发展。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社会精英的注意力已经移到政治层面上了，所以俄国的革命对中国的冲击特别大。

　　在五四运动时期，“救亡图存”的责任、中国的历史命运摆在一代中国人的面前。当时，民主的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起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但是到了后期，一批冷静的、先进的、眼光远大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到了1920年，在组织层面上已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步的工作。

　　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建设改造没有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陈独秀对区声白等人的批判铿锵有力，无政府主义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时列宁领导的一个现实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实验的模式开始进入中国，因此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很快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络，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组织工作一旦完成，就把五四新文化、新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中国的命运也因此完全改变了。所以说，五四的价值，还在于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层面上、政治层面上、组织层面上进行了准备。

　　胡明接着指出，五四运动前后，除了在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外，当时还有几个不同团队在寻求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救国之道、救国真理。其一，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立三等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很早就在张申府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旅欧支部，这些青年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高层骨干；其二，还有一部分青年到了日本，他们在日本虽然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正统、纯粹的理论，但通过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理论家，如福本和夫等人，从文艺创造、文化批判等方面急剧向左转。当时日本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文学运动风起云涌。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以及创造社的一些人都是在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沉淀、凝聚在文艺和文学上，回到国内后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骨干和传播共产党阶级斗争文艺理论的先锋。

　　此外，还有少数特例。如瞿秋白被供职机构派到俄国去做采访，很快掌握了新俄国革命理论的精华、布尔什维克政治理论最核心的东西。

　　这些青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在手，回到国内来很快进入到一种炽热的实战状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以及中共早期的重要骨干力量。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之后的90年间，对于五四的价值，不断有人怀疑，不断有人反对，不断有人歪曲。对此，胡明指出，五四是绝对不能被淡忘，更不能被否定的。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之一——科学、民主、改革、创新的精神，是不能被误解、曲解，更不能被消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当中，必然有很多复杂的新问题要产生，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正因为这样，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都是我们非常珍贵的政治遗产、理论遗产、文化遗产。

　　杨河认为，尽管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还需要不断的奋斗和努力，是一个不断从可能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其条件就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本人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他在自己理论活动的初期就申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密切关注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从不对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指手划脚。

　　恩格斯也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由此，杨河指出，党的全部奋斗历程启示我们：实事求是之风兴，则党的事业兴；党的事业遭受的每一次重大失误和挫折，主要都同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指导下，我们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挫折中觉醒、在挑战中前进，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就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这既是对党的奋斗历程的根本总结，也是我们党继续发展前进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依然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民主一旦被践踏科学就难以立足

　　五四的基本价值主要还是当时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最基本的制度构想，科学是最基本的工作原则。这是胡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抗日、解放过程中，包括夺取政权后的建设运动，我们从没有放弃过民主和科学这一基本原则。

　　在胡明看来，新中国建国之后的一些时期，我们解释世界的工作本身还是科学的，还是在一个比较正确的实践理性框架里进行的，但是改造世界的狂热，让我们把科学民主的核心精神给抛弃了。因此，解释世界好像很准确，但已经不谨慎了，转过头来在改造世界狂热的实践中却犯了大错误，在冷酷的事实面前撞得鼻青脸肿。尤其是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对民主和科学的践踏莫此为甚，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胡明评述道：那段时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歪曲、践踏，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一个典型是，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毛泽东承认这个错误时说，我是农民出身，我也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但是经不住有些科学家言之凿凿的科学论证呀。大炼钢铁也一样，不少冶金专家权威齐声论证小高炉炼出的钢质量决不亚于洋高炉。当时，“人定胜天”的思维已经推到了极端。尽管“人定胜天”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真理性的，但真理跨过一步，便成荒谬，何况跨过不止一步。

　　如今，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规范。但是，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人归结为中国仍存在着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缺失。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胡明认为，相信科学和不相信科学的问题，表面上是科学信仰的问题，服膺真理的真诚问题，背后还是有民主到不到位的问题。

　　中国能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不能违反科学本身，包括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如果违反了就会出很多古怪的问题。而出了问题，其实还不是科学出问题，而是民主出问题。例如，本来应该用民主方式组织一个社会活动或策划一个政治选择的时候，相信了权力，苟同了利益，遵循了一些潜规则，甚至谎称这才是民主，那最后肯定会出问题。因为这违背了科学的原则，也是对民主的歪曲和践踏。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条基本思想路线就凿实在这里。

　　胡明坦言：目前的问题是，一些干部对民主科学本身的消化和理解存在误区，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根本上不相信民主与科学，而相信权力，甚至迷恋权力。“之所以有这样的干部存在，我认为关键还是干部选拔标准上出了一些问题。选拔一个干部，到底是以亲疏和顺逆来取人，还是真正以科学发展观的标准考察一个人的德与才。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解决不民主不科学的问题，是最大的制约。”

　　“法治”补课刻不容缓

　　回头看，五四运动并未举起法治的旗帜。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化国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认真“补课”。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大缺憾，还是因为“革命”对法治具有天然的抵制倾向？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李民教授认为，五四运动没有提出法治的口号并不是一个缺憾。这需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量。

　　五四时期，中国的现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喘不过气来。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救亡图存，是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因此，看待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胡明则认为，革命和法治必然有冲突。革命一来，就会冲击法治。革命年代的观念是，只要革命的大方向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文革”时期，革命被确立为根本的目标，为了革命可以不顾一切，遑论法治。例如，1954年的《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私人信件保密的权利，但第二年，胡风事件就以私人信件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到了“文革”期间，私人信件就可以公开拿出来作为罪状。这不是《宪法》出台时就不想好好执行，而是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目的是正确的，法治要让步。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是尖锐的。

　　法治和民主是一个问题的两翼，缺一不可。过分强调了大民主、泛民主，没有法治作基础，这个民族是很难有前途的，他们的政治行为有时也是很荒唐的；单向度强调法制，强调集中，抛弃了民主，那是更可悲的。

　　胡明指出，我们走过弯路，当年运动一来法治就松口，包括《宪法》在内的原有的法律法规视而不见。“革命”、“运动”在那个历史时段是最高的最有效的解决方式，“革命”、“运动”一来，已有的常规法治必须要让路。所有的法律文本，所有的制度建设，现有的政治文明成果，全都忽略不计。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反思的地方很多。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大计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