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华简”内容的渐露真容，其中一鳞半爪的断章愈加激发众多媒体的热情。李学勤先生在采访中或是戏称：一日不敢看太多，怕心脏受不了。究竟什么内容会让老先生如此激动？除却最早被称作“周文王遗言”的《保训》之外，另一篇据说是武王八年伐耆饮至作乐诗的内容，也是与古《尚书》内容相关，并且与今本中的《西伯勘黎》一篇关系重大。

　　《西伯勘黎》的主要内容说的是商纣王的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灭掉了王畿中的黎国，感受到殷商政权将遭受威胁，因而严辞警戒商纣。然而纣王怙恶不悛，自诩道：“我生不有命在天！”拒绝纳谏。祖伊感叹殷商的末日即将来临。全文短小，仅仅是几段对话而已。这篇小文中引起后世学者争议的便是“西伯”究竟是指文王姬昌，还是武王姬发。

　　黎国，可能是位于今山西上党附近的一个小国，史书上对它的地望还有其他的说法。但一般都认为它靠近商都朝歌。这个国家在史籍上又有其他的称呼，如“肌”、“饥”、“耆”、“耆黎”等等，都是音近汉字的通假写法。从西汉以来，儒生们一般认为，伐耆勘黎的是周文王。《史记·殷本纪》说：“西伯伐饥国，灭之。”《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伏生《书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后世的郑玄、王肃等学者对此均无异议。

　　到了宋代，学者们对这段史实产生了一些疑议。宋儒如胡五峰、陈少南等首先从五经义理上反对文王伐耆之说。因为当时商纣仍为天子，周人如果胆敢伐灭王畿之中的耆国，无论出自何种理由，都是公然地向天子挑衅。如此就与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服事商纣”的至德形象冲突。如果文王拥兵自重，则与篡汉的曹魏毫无二致。除此理证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古书证据。据说是出自西晋汲郡不准盗墓的《竹书纪年》中记载：商纣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三年西伯发伐黎。这一条证据，与宋儒之前的凭心揣测不谋而合，从此武王伐黎之说便大得人心。直至明清，如王夫之等都做过西伯伐黎的辩说，力主武王伐耆。

　　虽然《竹书纪年》也是一部出土的文献。但是竹书中的这段记载，并未给这段公案一锤定音。原因是《竹书纪年》当前的目貌与西晋出土之时并不完全一致。《四库提要》中已归纳出多条前人征引的竹书内容与明清以来历经整辑的《竹书纪年》不相一致。换言之，《竹书纪年》中的史实真伪交驳，莫衷一是。《竹书纪年》上的武王世系，也与《史记》或是《世本》等流传的年表世系不尽相同。因此，究竟是文王勘黎，还是武王伐耆，就成了经学、史学上难以裁决的一段公案。

　　如果清华简的内容属实，那么它所记载的就与宋儒推测的史实一致。即伐耆是武王第一次讨伐商纣时观师盟津前后事。竹简上的“武王八年”的相关记载，也异常接近史传的武王年表世系。很可惜，目前记者所关心的问题仅仅是所谓失传的“乐诗”，对西伯勘黎问题缺乏认识，因而语焉不详。“清华简”是否可以彻底推翻汉儒的所见所闻，而与宋儒的“逆料”悬隔千古而暗合，我们仍将拭目以待竹简图版内容的正式公布。

　　□王小熊(上海 语言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