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当时在南京的一位德国友人约翰·拉贝目击并记录了这一暴行的全过程，这就是近年发现并公之于世的《拉贝日记》。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南京危急。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军侵占上海时，法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20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

　　杭立武早年留学英、美，他与南京的许多外国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理人都很熟悉。11月22日，杭立武邀请他们到学校讲了报纸上有关饶神父的报道，提议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他们为这个组织起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选德国西门子洋行代理人拉贝为主席(他还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人)。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等17人也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由梅奇任主席。抗战胜利后，他们中有27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记者廷珀利这样写道:“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和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的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市区内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最高法院、鼓楼医院等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潮水般地涌进了几十万难民，仅金陵大学就收容了3万多人。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往往要挤进二三十个人，设立的25处难民收容所根本容纳不下，走廊、院子、马路边、树林里都搭满了临时的棚子。当时，正值风雪严寒季节，没水没电，粮食和煤都极度缺乏，只有20多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美国李格斯教授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止一次亲自开车，冒着日军的枪炮到安全区外去搜寻大米、面粉和一切能充饥活命的东西，运回分发给难民。

　　最可怕的却是安全区内并不安全。尽管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绘制好了一张安全区地图，托饶神父转交日军，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也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了安全区，但日军占领南京后，即随意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抓捕枪杀青壮年。

　　拉贝的小院里挤进了600多位难民，被他称为“西门子难民营”。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藏在二楼上的几名唐生智手下的军官，一旦被日军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一次，日军翻墙进来，企图强奸几位姑娘，她们惊叫着逃往二楼，日军紧追不放，幸亏拉贝及时赶到，喝退了日军。

　　当梅奇得知外交部还有1000多来不及转移的伤员时，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击中的危险，手举红十字会旗，勇敢地保护了他们。

　　日军把抓来的300多个中国军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射击时，一个美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举枪就要打去，他却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前面，使20多人免遭枪杀。

　　德国商人60岁的史波林没有登上回国的轮船，毅然留了下来，他每天戴着德国黑色的卐臂章在安全区内巡视，救出过许多遭日军侮辱、强奸的妇女。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美籍教授沃特琳更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的学校内最多时有7000多名妇女和孩子。有人回忆:她常常手里拿着一面星条旗，站在校门口，不让无关的人进校，经常有杀红了眼的日军开着汽车端着枪到学校里抢掠妇女，沃特琳都会冲上去阻挡，尽管每一次都让她流泪，但她勇敢的行为却让人钦佩。一次日军从校园里搜捕出几百名男人，她发动妇女们去认领自己的“兄弟”、“叔叔”、“丈夫”！一位勇敢的妇女一下子就“认领”了3个男人。

　　1938年2月18日，日军的威逼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一批难民营也于5月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