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　真名　真地　真事　真人　真实

　　改革现实题材小说《命运》的命运　写在世领导也用真名　

　　他是知名作家，也是导演陆川的父亲。当陆川在全国宣传新片《南京！南京！》的同时，陆天明携《命运》亮相济南书博会。25日晚十点至十一点半，本报记者对话陆天明。　

　　《命运》讲述了深圳特区建立中，中央、广东省与深圳相互博弈的历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真实的改革背景下，虚构的深圳市委领导、企业家之间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在这部涉及党内矛盾和冲突的小说中，陆天明破天荒用了大部分的真实人名和全部真实地名，打破了中国当代以政治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以假地点、假人名示人的旧格局。　

　　《命运》的命运　

　　“李鸿忠的一番话让我打消顾虑”　

　　“这部作品所涉及的重大矛盾和纠葛的双方都是党内如今被肯定的领导人，大部分都还是健在的，而且其中许多人我都是用的真实姓名。”　

　　长江商报：我们知道，您以前的作品比如《大雪无痕》、《苍天在上》、《省委书记》都是具有很强批判性的，而《命运》听说是受到深圳政府支持的，会不会有不客观和讨好之嫌？　

　　陆天明：这绝对是误解。以前的作品虽然是批判性的，但写的都是我们党同腐败分子的斗争。这部作品不同，它所涉及的重大矛盾和纠葛的双方都是党内如今被肯定的领导人，大部分都还是健在的，而且其中许多人我都是用的真实姓名。应该说，写这部作品是更难的——是否允许写？如何写？能写到什么程度？个中到底蕴藏着什么风险？　

　　如果不真实地面对历史，就没有写的必要；但是真的要真实地写，将来小说、电视剧是否能面世？万一不能面世，我觉得，就个人而言没有必要做这个可能无效的劳动；但是为了面世，去说违心、谄媚的话，我的艺术良心又何在？一度确实让我处在两难之中。　

　　长江商报：那你如何打消顾虑去写，后来有碰到这些您所说的困难吗？　

　　陆天明：原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对我说的一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你只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就行，其他的你不用管”。可是，他后来离任，几近完稿的小说突然被搁置了下来，最后还是出版了。　

　　长江商报：那些您采访的深圳官员，他们对您讲述深圳建立的过程时是足够坦城的吗？　

　　陆天明：非常坦诚。我们如今看到深圳多么富裕和自由，但我们不知道最开始建立特区时可以说完全是提着脑袋拓荒的。有一位老干部和我谈得大哭。真的体会到他们在建特区时受到的压抑、排斥、压力。我真的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杰出的志士拿身家性命做代价，拼斗出来的。　

　　我们现在看深圳，觉得多么自由、拿那么高的工资，可是在过去，连宾馆服务员给住房的客人叠被子都是无法被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会认为，让别人来叠被子不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吗，服务员凭什么去叠？那个时候国家宪法规定是不允许买卖土地的，但当时深圳在搞土地拍卖，那个时候一批改革的人都是在做“违法”的事情，风险非常大。　

　　“精英”与“灰色人物”　

　　五十年来，中国没有现实主义作品　

　　“他们都死在1949年10月，当时只需要写点儿什么就可以活下来。可他们却选择了死去。”　

　　长江商报：为什么在您之前，没有作家去碰这样的东西，做这样的尝试？　

　　陆天明：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作家不敢去碰这样的题材，写些小恩小怨的东西一样挣钱。但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一直存在着两种命运，两种道路的碰撞。过去的五十、甚至六十年，我们国家是没有现实主义作品的。涉及当代政治社会题材的小说，几乎都用假人名假地点。我写这部作品真的受到了教育。我看到有一批真正有才华有胆识的中国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犯错误，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为追求一个光明的前途非常执着。他们让人看到中国不是只有“灰色”的、“唯唯诺诺”的人。　

　　长江商报：难道文学不应该关照小人物吗？　

　　陆天明：我认为文学要关照小人物，但也一定要有大人物。作家应该认识到“灰色小人物”心中也有一扇窗。作家有责任让阳光照进这扇窗里。不能够所有人都是窝囊的，人性不仅仅是性，首先应该是人。许多作家认为只有“灰色”的才是人性，真是这样吗？我每次去南京雨花台都很感动，那些烈士只有二十来岁，他们都死在1949年10月，当时只需要写点儿什么就可以活下来。可他们却选择了死去。难道这不是精神吗？为什么灰色的才是人性？作家写的东西应该有向善的东西。　

　　文学现实　

　　作家对时代袖手旁观很可悲　

　　只有中国作家在生活边缘，因为他们是被养起来的，不需要接触生活写东西。　

　　长江商报：如今的中国作家真没写现实主义题材的？　

　　陆天明：如今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中年作家，几乎都是1985年左右火起来的。他们如今几乎都与现实生活脱离了，而且以“不下生活为荣”。如今中国的老百姓都在生活中心，只有中国作家在生活边缘，因为他们是被养起来的，不需要接触生活写东西，于是越来越自我，越来越阴暗，和整个时代脱节。现在的作家太自我了，作家应该是面对历史、人民去写作。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优秀的作家都是代表民族的。鲁迅去世后，他可以盖上“民族魂”的旗帜，但如今还有作家去世后能这样吗？根本没有。如今的作家大都摈弃了社会和历史。你看赵丽华，那写的是诗吗？只有靠脱了衣服去吸引人了。　

　　长江商报：可赵丽华觉得自己是“后现代”。　

　　陆天明：是有些人说那是后现代，是解构。他们没搞清楚，西方的解构和后现代是在他们社会高度文明、成熟后进行的解构，我们现在还没建构起来呢，解什么？就好像别人在到处都干净和秩序井然的地方放堆垃圾，那是后现代，你在到处是垃圾的地方放堆垃圾，那是后现代吗？　

　　下岗工人用自己的生活为改革付出了代价，而作家却袖手旁观，只是为了所谓的文学的纯洁性，太可悲了。　

　　争取“权利”的窍门　

　　自己去争取“不敢碰”的题材　

　　许多作家不敢碰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写，而是因为不敢写。　

　　长江商报：您刚才说许多人为了所谓文学的纯洁性写小情小调，难道您的小说里没有文学性吗？　

　　陆天明：我的作品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被冷落的，在文学圈内是不被认可的。但我的《苍天在上》在问世以来的15年里每年都有再版。《省委书记》在上海评某个奖项时被列在三等奖的最后一名，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评的比这本书奖项高的作品都被人们遗忘了，而这本书却被人们记下来了。　

　　我会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替人民发出声音。　

　　长江商报：从官场小说到现实主义文学,你总能走在其他作家前面，是因有“尚方宝剑”或其他？　

　　陆天明：我的作品里从来没有大腿，没有明星，导演也不是大腕，但《省委书记》播出的时候收视率却达到了当年电视剧的最高值。所以，老百姓也是在思考的，不要小看他们。　

　　其实，许多作家不敢碰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写，而是因为不敢写。　

　　作家应该自己去争取“做文学”的权利，不要等着有一天这种权利会自然而然地来。　

　　长江商报：您能争取到“权利”有什么窍门吗？　

　　陆天明：最重要是不能给人对号入座的机会，也不能让人抓辫子。所谓抓辫子就是比如你写东西时，不能得人物原型的好处，应该完全独立去写。　

　　我是一个很笨拙的人。我从来不靠什么“人脉”写作。直言之，我从来不靠请客吃饭、敲门送礼来让自己的作品过关。我不想让我看不起我自己。如果我这样做了，我觉得我是不够资格来写这类题材的。　

　　◇关于儿子的电影　

　　陆川为拍《南京！南京！》找到了中南海　

　　长江商报：您儿子陆川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南京！南京！》中要表现的是南京大屠杀中的普通人。　

　　陆天明：对啊，这也是他这部片子如此受关注的原因。陆川的《南京！南京！》这部片子是一直找到了中南海，最后才被允许拍的。我写《省委书记》前，没有人在当代写领导人写到这个级别，也是找了许多部门才最后通过的。　

　　本报记者　周榕　采写　

　　有人说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其实，每个礼拜我都可以收到很多写作邀请，但我并不是都接受。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奉命，奉自己的命，奉他人的命，奉历史的命，而抉择是一个人最大的体现。我选择了深圳是对中国文学的表态，就是因为深圳是真实的表达空间。　

　　我由衷尊敬深圳改革中的那批人，我非常愿意去写他们，如果我不写好，就对不起中华民族这几十年来的努力。　

　　——陆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