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 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这年冬天，就在习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希望我从政治上考虑，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同志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1939年3月18日，我由姐姐齐云亲自送到抗大一分校(当时在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女生队学习，半年后毕业。先是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不久因抗大总校合并，我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40年冬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1941年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因参加党校征粮工作被派回陇东，征粮结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我要求学习文化，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43年春天来到绥师。1943年8月14日入党，因在1939年夏季反扫荡运动中表现勇敢、坚定，尽管不够年龄，组织上还是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8岁才能入党)，40年秋季反扫荡后，我被提前转为正式党员。”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过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也是我们的介绍人)，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曾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上述那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的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历次不眠的火热斗争，特别是从46年到48年，边区政府组织的历次土改我都幸运地参加了。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

　　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远(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在我心里始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他经常鼓励我安心地在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农村是个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时曾到一家一户做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工作，他说：“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县地委、县委重点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同志虽然多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我对仲勋同志的严格要求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培养。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这一次回延安，仲勋同志为我带来了姐姐齐云的信，那一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仲勋同志见到我们尚未起名的孩子时，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端详了好久好久，望着女儿稚气的小脸儿，我看到仲勋的脸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同志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就连桥儿的像片也多是由爸爸亲自拍的。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同志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抱着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儿，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韦曲)，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