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五四”的历史局限性

　　记者：目前学界在“五四”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论，如“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是否全盘西化等问题。你们怎么看？对“五四”的历史局限性，你们又是怎样看的？

　　张宝明：自从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天起，就开始有人对此作研究和总结。如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一样，90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四”思想谱系的论说也可以说是新论迭出，纷至沓来。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盘反传统、是不是全盘西化，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命题。而且，它并不因为论争已久、论争深入而显得无足轻重。实际上，“五四”反传统、西化的全盘性命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给予全方位的透视或说一并解决。试想，既然是全盘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质而言之，如果把传统全盘反了，那还不是要将西方的东西整体位移过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必争论，甚至是不辩自明的问题。有哪一个民族会在自己的废墟上再造一个文明呢？

　　高力克：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时关于“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评传至中国大陆，引发了思想界关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反思和讨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由此成为“国”学而垂两千年。因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批判是中国文化之典范转换的必要步骤。“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其远因是儒学作为“国”学的整全性价值系统，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之剧烈；其近因则为民初帝制运动与孔教运动合流之刺激。民国时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赞誉陈独秀是中国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其最大贡献，是对笼罩中国思想两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坏。但另一方面，“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偏颇，如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极化思维、轻率蔑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进步主义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学不能化约为“三纲”和礼教，其仁学、忠恕之道、“五常”等蕴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甚至全盘否定儒学价值的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不批评这些道德传统。“五四”启蒙思想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唯新是尊的进步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诚如张灏所言，“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乌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五四”式的全民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观点，已蕴涵着“民主”和“科学”异化的内在因子。全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高调民主观，其人民自治的绝对民主理想，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倾向。唯科学主义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尊科学为笼罩一切的绝对真理，亦违背了怀疑、试错、多元的科学精神。

　　郑大华：我是不赞成“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因为就现有资料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特别是它的核心礼教。就是那些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学者，也主要是从“五四”激烈地反儒学、反孔教来立论的。我们且不说“五四”反儒学、反礼教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学、反礼教的内容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的现实价值，而非历史价值，对于后者，他们还是承认的。胡适自己就说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假如我们不囿于儒家中心主义的成见，不把儒学看成是唯一传统，更不把儒学之礼教与儒学、与传统等同起来，而是承认传统只是历史的沿袭，是我们先辈们所创造、吸取并发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显而易见，“五四”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没有主张“全盘西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没有其局限性。我认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对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发掘和弘扬不足，往往把封建时代的文化错当成了封建文化而加以批判，甚至说了不少过头话(如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就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没有处理好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误把西化当成了现代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西化的道路，用陈独秀的话说：中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第三，在对等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对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缺乏全面的认识，只重视中西文化的时代落差，而很少领会中西文化的民族特征，往往以时代性的比较取代了民族性的分析。由于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其比较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百不如人。第四，由于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以为只要输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期)，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长期启蒙的思想准备，缺乏对有关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持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解，这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承认“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比较，“五四”的历史意义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评价“五四”应持的基本态度。

　　纪念“五四”的现实意义

　　记者：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五四”有不同的纪念，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纪念“五四”？

　　郑大华：正如我们谈话的主题所揭示的，我们纪念“五四”，就是要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先就继承而言，我们要继承“五四”的爱国主义、解放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变化，其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差异。比如，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以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而当今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思想，也不是像五四时期那样，是“从传统求解放”，“从西方求解放”，而是进一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中，从对西方价值观念的迷信崇拜中，从旧的条条框框、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国家。民主与科学，在五四时期更多是对它的思想、精神的宣传和倡导，而在今天，除了要继续对广大国民进行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外，我们要把其重点放在制度的建设上，要与一切不民主、不科学，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其次从超越来讲，我们不仅要克服“五四”的历史局限性，正确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全面认识文化之时代性和民族性，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充分认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古老文明、小生产者又像汪洋大海的国家进行思想启蒙的艰巨性，而且还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中国所走过的90年历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五四”，审视“五四”，使五四的精神和遗产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高力克：尽管五四运动距今已经90年了，但我们纪念“五四”，仍要继承和发扬“民主”、“科学”、“爱国”等等“五四”的伟大精神遗产，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动力。我们今天尤其需要发扬“五四”思想解放的伟大精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正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实现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充分地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纪念“五四”，重温“五四”，我们可以放眼世界，反思传统，从中不断地获得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21世纪的中国，仍然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化和文化建设的历史主题。今天，我们需要回到接引世界现代潮流的“五四”，检省中国走过的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回眸90年前的“五四”，我们今天面临的既有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老主题，又有新世纪转型社会的新问题。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整合“五四”多元的精神遗产，超越“五四”的思想局限，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迎来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张宝明：20世纪的风云际会、世事沧桑使得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都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历史的渐行渐远不但没有让五四精神成为尘封的往事，相反，倒是岁月的冲刷让五四精神积淀出了丰厚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思想价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在时隔多年后回首那场运动时仍然感到那么亲切、直观、生动、鲜活的原因。用“历久弥新”这个成语来形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最为形象。五四运动提出的问题或说提出的命题不但是过去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也是当下甚至未来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我爱用“精神事件”这个词来概括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思想史上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架构在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精神坐标上，其当代性和前瞻性不会因为历史的远去而发生位移，其历史性和民族性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黯然失色。必须看到，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脊梁的铸成则是由多个重大的精神事件作为质料的，而五四运动正是近代以来一代思想先驱以“铁肩”担当“道义”时裸露的精神脊梁。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提五四运动之精神的根本所在。我们纪念“五四”的本意，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并通过再现过去来映照未来。在中国现代性问题愈来愈受关注的今天，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当下，我们纪念“五四”，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