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2)——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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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2)
2009年04月27日 07:40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实践中的疑虑

  无论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回国后,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他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

  毛泽东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

  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

  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

  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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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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