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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本刊记者/孙冉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
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
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
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
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
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
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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