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齐聚追悼会

　　追悼会的发起，后来成了女高师和北京大学的共同行动，进而成为北京学界的一个公共事件。发起人名单中，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知名学者，有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黄日葵等北大学生，也有女界名流吴弱男等。

　　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邓中夏，以“大壑”为笔名，为长沙《大公报》撰写了《李超女士追悼会纪略》的报道。他在报道中说：“先前李超的为人，没人晓得。后来死了，她的书信给她的朋友瞧见了，才惊骇起来，发起追悼会，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为注意。”

　　追悼会于11月30日下午，在女高师如期举行。会场坐得满满的，男女来宾千余人。会场前方摆放着李超留短发、穿学生装的遗像，像框上方是蔡元培的手书横幅“不可夺志”。胡适写的《李超传》，也在会场上散发。

　　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社会名流均到场发表演说。邓中夏描述他们的演说是，“均淋漓尽致，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

　　胡适和梁漱溟等人主要着眼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胡适谴责了女子不能继承财产和有女不为有后的男尊女卑制度。梁漱溟认为，问题在于妇女的自身觉悟。他在追悼会的演讲中说，“现在重要在怎么使妇女界感觉她们自身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

　　蔡元培、朱执信等人则从李超之死，广泛讨论女子教育问题。为了解决女子上学的经费问题，蔡元培提出，个人的所有财产都不该承袭，都要归国家，做教育经费，因为承袭财产是资产阶级保存自己财产的一种方式。如果遗产归公，不仅像李超这样的人不会死，那些做苦工的穷女人，也可以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

　　到会的男女青年学生也纷纷发表演说。邓中夏采写的报道说，北大学生黄日葵等多人，“均极沉痛”。其中以女高师国文部的两位女同学的演说，最为引人注目：“李女士受家庭专制之苦，如此其烈，而未向同学道过只字者，全以女士尚有两种旧观念未能打破，即‘家丑不能外扬’与‘以穷困为耻’之观念是也。吾辈女青年对于旧家庭之压迫，不可再抱家丑不外扬之陈腐观念，宜即宣于大众……”

　　的确，在整个事件中，李超本人是沉默的。一个远离家乡的弱女子，告贷无门，而且碍于自尊又不愿家丑外扬，贫病交加，被迫而死。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的觉醒，在风起云涌的妇女报刊中，揭露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批判旧家庭的声音日隆，女性在报刊上揭发家庭罪恶的文章甚至成了一种类型。

　　这次追悼会收到挽联约千余副，其中蔡元培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

　　追悼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5点，实际上成了妇女问题的演讲大会。 ★

　　(本文参考了杨念群《新史学》第一卷、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彭明《五四运动史》、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三)》以及相关老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