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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超之死

　　一个普通女生之死，何以“小题大做”，进而演变成学界的公共事件？

　　本刊记者/李杨 ☆傅艺明

　　1919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点，胡适终于开始动笔写作《李超传》。

　　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3个月前病逝于法国医院。

　　女学生体弱死于肺病，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稀罕的是，这桩普通的死亡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公共事件，全国知晓。

　　李超其人

　　女生死后不久，胡适收到一包李超生前的书信，是朋友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的。这些信稿已被李超的朋友分类编辑过，他们希望北大教授胡适对这位女学生的不幸辞世写点什么，以便在追悼会上宣读分发。

　　读了李超的书信，胡适产生了为这个女子作传的想法。从11月12日起，他几次三番将“作《李超传》”的计划写在自己的日程表上，但动笔却一拖再拖，直到追悼会前5天，终于一气呵成。

　　李超是广西梧州金紫庄人，父母双亡，姊妹3个。父有一妾，李超是跟随她长大的。李家是一个大家，家产不菲，但女儿均无继承权，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儿，继承香火。

　　李超到20岁时，在家中的处境开始艰难起来。因为过继的嗣兄才是家产的真正继承人，才有权支配家产。李超的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嗣兄也已结婚，为了早日尽享家产，嗣兄最怕李超读书不嫁，还要靠家产生活。

　　也正应了他们的担心，这个倔强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要用家中银钱供自己读书求学。于是，李超成了哥嫂的眼中钉。

　　其时，李超的教育程度已不算低。她幼年随做官的胞叔识字，10岁后接受家塾教育，学习经史，民国初年就读于梧州女子师范，毕业后于1915年和同伴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1年后解散。

　　家庭生活的烦闷，使李超产生了去外地求学的想法。1918年6月，李超只身来到北京，9月入女高师旁听，后改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被校医院确诊为肺病，先入首善医院调养，濒危时转入法国医院，于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胡适为可怜女子作传

　　李超死时二十三四岁。据李超同乡的记述，在北京的短短一年间，特别是从生病到去世期间，李超“时露抑郁”，同学同乡都“莫知其故”。胡适认为，李超病由心生，“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至于“抑郁”的原因，胡适给出的解释是：学费。

　　胡适认为，“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李超外出求学的重要动机，是避免高压的婚姻。但在胡适看来，李超的问题，首先是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导致的经济问题，家中有钱却无法支配，使她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四处借款。所以胡适说，李超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

　　《李超传》主要是围绕李超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组织材料。嗣兄百般阻挠李超离家，在信中以乡间惯例、乡党非议等理由威吓，被胡适称为“高压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绝妙口供”，背后的用心却是财产的考虑。李超病死后，丧事由同乡料理，棺材一直停在北京一座破庙里不知如何处置，而其兄来信却说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更加揭示了经济利益视野下家庭成员的残忍面目。

　　胡适替这个“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胡适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工夫，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作传呢？胡适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