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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楼上空的火光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他的让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的观点,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
本刊记者/李杨 ☆傅艺明
被堵在东交民巷西口的3000余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在烈日下已经等了很久,“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这是1919年5月4日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东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阻。
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4周年纪念那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们等不到这一天了。
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两点半左右开始游行。他们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青年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和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三千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学生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但喧嚣愤怒的浪声,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于是他便自举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打进曹宅
游行大队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学生们高喊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传单主要是两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话的。前者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起草,后者则是到公使馆送“说帖”的学生代表罗家伦起草的。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但其建筑并非楼房。根据曹汝霖本人的回忆,当时曹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东院。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并未重视这一劝告。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赵家楼曹宅,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来了。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
学生要冲进曹宅,可大门已关。这时,有学生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然后陆续有学生进去,并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此后,大群学生涌进曹宅。
打进曹宅后,学生满以为曹、章等人正在客厅开会,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的学生便把客厅、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捣毁在地。接着,学生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学生便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何处。曹妻答,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归。学生便把所有镜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他们又走到曹汝霖父亲的房里,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取出匣子摔了满地。曹父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舍不得用,就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学生们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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