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部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在国内的银幕上出现,而这两部电影不同的表述方式,又引发了诸多观众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关注。事实上,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年来我们从未缺少过关注。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也明确地记录着一串串冰冷且悲惨的数字。而这一次,中国导演陆川和德国导演傅瑞安选择的,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展现这一历史。

　　我们当然允许这样的个人表述。因为根据社会群体记忆学家们总结的经验,任何个体化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关于历史这种以文字书写的群体记忆,它关涉的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还包括极强的现实问题。如犹太人对二战的记忆、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记忆、慰安妇对日本侵略军的记忆以及中国农民对地主的社会记忆等,都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因为它们不仅在暗示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

　　南京大屠杀,这一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延续了70多年的群体记忆,在各种个人表述的影响下,如何能够保证其传承的完整性?为此,我们采访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和《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

　　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一群体记忆,究竟如何传承才不至于迷失了纪念的本意,严格说起来,算得上是一个超越了学术的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寻找当年对这一事件拥有直接记忆的人来回答,也的确无法说清。反倒是对这一事件有所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看起来更有资格。就在《南京!南京!》在广州正式上映的当天,记者采访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教授。对于这一疑问,朱老的回答很简单:历史写出来,就是要被后人传承的,而传承的心态需要本着客观、公正、理性的态度。

　　电影只是表现,关键是我们自身的态度

　　记者:最近《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两部电影的上映,又唤起了大家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关于这种记忆,从本质上来说,应该算得上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记忆。只是,所有的社会记忆,在传承的过程中,总不免伴随着不同时代的继承者被赋予这样或者那样的内涵,那在您看来,南京大屠杀这一记忆,在当下中国,最应该被赋予的含义是什么?

　　朱成山:我觉得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根本不能说需要被时代赋予什么内涵。我们要做的,就是记忆这样一段历史。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展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句话,是一位当年在屠杀中幸存的老妈妈说的。她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在展厅的另外一个地方,约翰·拉贝的一句话同样竖在墙上:“可以宽恕,但不要忘却。”我觉得,这两句话足够典型,足以代表第一代拥有大屠杀集体记忆的人的共同观点。一个是受害者的代表,一个是帮助过我们的、属于中立国的外国人的代表。其实可以说,这就是他们对待这一历史的态度,或者说传承这一集体记忆的原则。我们要做的,就是遵从他们的意愿,把这段历史真正的形态告诉大家,就是这一事件现在应有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