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郭沫若“纠缠”了一生的历史人物，那就是两千多年来被人们说来说去却总也说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这个秦始皇，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郭沫若早年与晚年之间的巨大变化。

　　四十年代：大骂秦始皇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当时，蒋介石一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面加紧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露出了法西斯专制的狰狞面目。“爱国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不断被无声手谕查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均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动也受到特务的监视。他曾经说：“在重庆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阳翰笙《郭沫若在重庆·序》)

　　但是，郭沫若没有屈服，他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疾呼：“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还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布的文网，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书》。

　　不愧为历史学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专制帝王的命门。他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嬴姓的中国。”(《十批判书》，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这就是秦始皇的统治术。“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多少倍。”周厉王时还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则斩尽杀绝，连目也没有了。此时，郭沫若的批判矛头直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对于“普天之下大烧其书”，郭沫若说：

　　这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对于坑杀儒生(据考是两次，一次杀了七百，一次杀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愤慨异常：

　　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蒋介石。面对蒋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前引唐弢文)。他甚至让戏里的主人公高渐离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这是何等的英勇无畏！

　　在写作《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个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意在拍蒋介石马屁。郭沫若读了程文，怒火中烧，一口气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气势真如“长江大河，飞沙走石”。当年意气风发的郭沫若，恐怕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后来也走上了程憬的路。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48年11月，郭沫若应党中央邀请，从香港到解放区来共商开国大业。12月6日，他和翦伯赞等一行三十余人，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的郭沫若，高声朗诵道：

　　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

　　他真诚地以为，秦始皇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五六十年代：艰难的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