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预谋的荒唐审判

　　馆藏档案钩沉：北大学生审判案

　　-卷首语

　　◎文/本次活动策划 梅佳(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档案馆藏有190万卷(册)珍贵档案资料，记录着北京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每一次重大变革历史瞬间中的人和事、寻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状态，都可以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中探寻到踪迹。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策划了这一专题，组织馆内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进行的档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础上，仔细研读，深入探究，用档案记述解读五四，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1919年暑期,鲁士毅等11名北大学生被控私擅监禁伤害,遭到逮捕审判。这一案件轰动一时，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刘崇佑义务为被告学生担当辩护，著名女作家冰心也就此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文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审判呢？北京市档案馆的审判卷宗为我们详细解读了这场审判的始末由来。

　　自从蔡元培于1919年5月9日辞职南下之后，受段祺瑞操纵的安福俱乐部就一直妄图控制北大、破坏北大的学生运动。6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大总统令任命亲安福系的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遭到北大全体师生的坚决抵制。6月15日，教育部训令调胡仁源入部，但胡拒不接受。当蔡元培答应回北大时，安福系即开始与胡仁源密谋收买部分学生制造事端阻止蔡元培重返北大，并打击北大学生干事会。

　　恰好此时北大学生干事会国货维持股原主任杨济华、调查组长许有益、以及程体乾、俞忠奎因有借调查国货勒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嫌，被干事会开除。胡仁源的亲信北大预科补习班教员范铠乘机拉拢此4人，并以种种许诺拉拢了一些北大毕业生和正要投考北大的学生。

　　-学生们看见放在讲台上的传单义愤填膺，陈强华、樊渊溥二位学生先后上台将许有益等昨日宴会谋划情形一一道来

　　7月16日晚，位于西草厂十间房的安福俱乐部通信机关——中央政闻社内一片喧扰之声，范铠正在这里举办宴会，宴请学生40余人，许有益、程体乾、杨济华、俞忠奎皆在其中，还包括已毕业在参议院秘书厅任职的王朝佑，共同谋划拒蔡迎胡、打击北大学生干事会事宜，并印制传单两种。这两种传单一种是说蔡元培答应回北大的电报有假，一种则捏造北大学生干事会所谓黑暗内幕10条。

　　许有益等人本以为他们的密谋神不知鬼不觉，哪知16日晚散宴之后，他们的谋划即被参加宴会的两位北大学生陈强华、樊渊溥回校后告诉了同学。7月17日早7点，许有益、程体乾、杨济华、俞忠奎及王朝佑等人陆续来到法科礼堂开始布置会场，参加密会的学生也来了30多人。正待开会之际，鲁士毅等北大留京学生200余人冒雨赶到了法科礼堂，并将大门关闭把守。开会者见势不妙，纷纷溜走，有22人被扣了下来，其中包括许、程、杨、俞、王5人。

　　学生们看见放在讲台上的传单义愤填膺，陈强华、樊渊溥二位学生先后上台将许有益等昨日宴会谋划情形一一道来，陈强华还将散宴后所给车费一元大洋拿给大家看，并愤怒地扔到了台下。随后狄福鼎上台讲述了南下杭州请蔡校长回校、蔡校长已允，所发电报完全属实。学生们纷纷质问许有益等人，为留下证据，请来东安照相馆伙计为许、程、杨、俞4名主要谋划者和参会者照相3张。下午，其他参会学生被放，许有益等5人被带往马神庙北大理科第一教室。晚8时，鲁士毅等学生召集大会，令许有益等人将他们受安福系收买、策划拒蔡迎胡阴谋、诋毁干事会诸事写成悔过书。之后程体乾、杨济华、王朝佑各由保人保出，许有益、俞忠奎因无保人而留宿。18日早晨7点，许有益借口上厕所逃出。俞忠奎后来也寻机逃走。

　　-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厚厚的3卷800余页审判卷宗，揭示了北大学生遭逮捕审判的整个诉讼过程

　　7月18日许有益逃出后，即前往中一区警察署控告鲁士毅等擅自逮捕拘禁并将其打伤。下午2点京师地方检察厅派人为许验伤，验伤记录是：“验得许有益右腮颊红赤伤一处，手掌伤；右手第三指红赤，皮破伤一处，指甲抠伤；右手腕红赤伤一处，手把攥伤；肚腹偏右红赤伤一处，脚踢伤。余处无伤。”显然，许有益所受的仅仅是皮外伤而已，并不严重。所以，在7月18日京师地方检察厅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调查北大学生是否有人触犯伤害及私擅逮捕监禁罪时，警厅方面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

　　然而，事情自7月27日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本日，京师警察厅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函送了许有益、程体乾、杨济华、俞忠奎、王朝佑5人的控告书，控告遭受鲁士毅等人强迫照相、审问、捆绑、棍棒殴打、拘禁、迫写悔过书、强迫画押等对待。地检厅迅速做出反应，同日以涉嫌伤害、私擅逮捕监禁发出拘票，拘谢绍敏、刘仁静(湖北人，当时仅有17岁，为被捕学生中最年轻的一名，1921年与张国焘一同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清卓、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陈邦济、易克嶷、孟寿椿、狄福鼎、刘翰章11人。28日，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3人先被拘捕，另外7人(苏清卓当时因病已归乡)在警察到时外出未归，于29日自行投案。

　　自此，拉开了北大学生遭逮捕审判的序幕。

　　关于这一案件，从最初许有益向警署控告，到京师地方检察厅立案、拘捕被告学生、多次讯问，再到地检厅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提请公诉、法庭讯问审理判决，形成了厚厚的3卷共800余页完整详细的审判卷宗，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这3卷90年前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的整个诉讼过程。

　　鲁士毅等10名学生在被捕之后，就开始展开有力的斗争。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在7月28日先行被捕的当天，即联名反控许有益等人发布传单侮辱学生联合会和个人名誉。同时，在地检厅的多次讯问中，10名被捕学生坚决否认所控诸罪。许有益等人则在讯问中极力夸大所受的伤害和凌辱。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许有益等人的控词也前后矛盾、互不相同，但基于政府的报复意图，8月8日，京师地方检察厅还是以伤害、私擅逮捕监禁的罪名对鲁士毅、孟寿椿、王文彬、刘翰章、陈邦济、刘仁静、谢绍敏、易克嶷、朱耀西、倪品贞(此时被加入名单，被控打人，但一直没被拘捕)、狄福鼎11人提起公诉；同时，为显示公平，也对许有益、杨济华、俞忠奎、程体乾4人以公然侮辱罪提起公诉(王朝佑候传，之后托称父病离京)。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本是学校内学生之间的争执，并未造成多大的人身伤害，却导致了司法介入呢？连曾在现场的中一区巡长在7月17日当天的报告和后来的讯问中也称上午会场并无冲突，下午2点多学生们是说说笑笑一同出校的。其背后的原因不言自明：一直对“五四”学生恨得咬牙切齿、寻机报复的政府，正好抓住了这一大好时机，妄图借此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刑一儆百。而且此时恰逢暑期，学生多不在校，力量分散，也是兴起大狱的好时机。

　　还有，为什么事情在7月27日突然起变？为什么当时现场学生200余人，许等5人所控学生最终定为鲁士毅等11人呢？根据当时的报纸披露：二十五日国务会议安福系之某要人偶谈及此，司法总长朱深即谓学界胡闹已极，此次应严办一下，以警其余，乃于返部以后训令地检厅严侦查。然主名仍未得也，由安福系谋之原告五人，开具干事会重要分子之人名，使之一网打尽。这一说法应当是颇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