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抵制日货行动取得切实成效，天津学生甚至成立了“跪哭团”，披麻戴孝前往跪劝不愿抵制日货的商家

　　五四运动中，虽然学生们揭起爱国的大旗，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依然有商家固守自己的利益，不愿抵制日货或者是阳奉阴违。面对这种情况，天津学生的“跪哭团”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悲情的一幕。

　　天津的抵制日货由天津各界联合会指导进行，而以学生为主体。联合会中设有调查股，是执行抵制工作的前哨，它直接掌握各商号购销与实存的日货情况。各界联合会经常以调查股的情报为依据，分别派员采取劝导、说服或自立公约等方式向各商号进行宣传。有些商号表面上具结立保，冻结日货，声明决不再与日商为伍，但是暗地里仍与日商勾结，贩卖日货。在种种劝说皆无效之后，调查股决定采用跪哭的方式，希望借此唤醒这些商人麻木的心灵。

　　吴子铭先生的回忆为我们复原了当时的场景。在确定跪哭对象以后，联合会集齐团员，一律披麻戴孝，个个装扮成灵堂小子模样，手持哭丧棒，戚容满面地列队出发。如此装束自然吸引大批群众尾随观看。那时东北城角有一家成记纸行屡劝无效，一意偷销日货。跪哭团到后，寻找该店店主出来见面，把他围绕在中间，大家便跪倒在地悲痛号啕，其悲戚惨痛的情景比灵棚吊孝还要哀伤。一边哭，一边做忠言逆耳的劝告，历述亡国灭种的残酷遭遇。团员中有一位王卓枕，嗓大声宏，激昂慷慨，哭哑了嗓子还在陈说朝鲜亡国的惨痛。直至成记店经理表明：宁肯买卖不干，也绝不再购销日货了。“跪哭团”始止哭而起，整理返回。

　　-在抵货风潮中，北京的学商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和的，这一则因为商人的配合与支持，一则因为学生的强势与克制

　　在1919年京师警察厅的卷宗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因抵制日货而发生学商冲突的案例，这或许可以勾勒出当年抵制日货的大致轮廓。

　　1919年12月13日下午5时许，王府井东安市场德昌洋货铺内发生争吵，巡官白祖荫前去查看，见是一群学生与铺伙起了争执。因不能阻拦，白祖荫遂向内左一区署报告。待署长邓宇安到后，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开，只留下四人在与店家交涉，遂将当事双方及一证人带署讯问。这些学生均在米市大街青年会财政商业学校肄业，其供称：“我们为抵制日本货，劝导各商将日货收起，不要再卖。市场德昌洋货铺我们曾经劝过两三次，铺东陈遇春对待我们举动均不好，他铺日货硬不收起。今日午后约4时光景，我们同校学生六十五人又到德昌洋货铺，使人进内劝导，将日货收起，并说我们劝导均是好意，系为大局起见。五十余人在门外谨守秩序，恐防有别人借端搅扰。伙计对于我们颇不愿意，硬不收起日货，我们即拿他一日本瓷盘子摔碎，以表示我们之决心。不料他铺人从楼上摔下一杌凳，砸伤两人，有北大学生为证。我们同学人多拥挤，将他铺玻璃挤坏。”

　　而学徒徐纪书则供称：“下午5时，各伙计在楼上吃饭，我向楼上搬凳子，适有学生多人进入铺内砸物，我正在楼梯上，一时害怕，失手将凳子掉落。我是出于无心，并无别情。”此案卷宗里并无处理意见，学生和伙计各自回去了事。就在同一天，白祖荫还报告：“东安市场同和栈亦经劝导，学生砸坏一玻璃日本小瓶，铺主未与计较，学生走去。”

　　1919年12月正是学生为声援“闽案”而掀起抵货高潮的时期，同一时期的此类报告皆反映了学商轻微冲突的特点，如12月8日下午4时余，“有法文专修馆学生五名，由西四牌楼往南，沿途告诫各铺户，不准再卖日货，遇有悬挂日货仁丹广告者，即勒令撤去。行至西单大街，进路东隆和漆盒洋货铺内，将该铺所卖日货玉容油二瓶摔毁。该铺向该生等质问，因何摔毁？……两相争执，口角不休。经巡长陶世厚赶至，极力排解，未酿事端。”12月9日下午3时，“有法文专修馆便衣学生五人，行至新街口南同和裕纸铺宝兴香局旁全顺兴洋货铺，学生入铺内令该铺等将日货收起。该铺等龃龉半晌，始允将日货收起。”

　　学生们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档案中记载的一件小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19年8月5日，北京体育总会肄业生万祥之在隆福寺文顺照相馆门前售卖国货，并加演说。因妨碍营业，照相馆铺掌卫锡臣与之理论而生纠纷，后报警带案。京师警察厅司法处的王守钧在批文中说：“学生到处售卖国货、宣讲游说，虽出于青年爱国之热忱，然其举动言论间，恒有逾轨招人嫌忌处。按本案之卫锡臣以开设照相馆之小生理，为敢自不量力反与学生冲突之理，其中曲直不问可知。”

　　司法处长蒲志中也批示：“此案万祥之不得卫锡臣允许，遽在其所开照相馆门口售卖国货，迨被干涉，又复恃强蛮横，实属无理。”

　　学生在警察的眼中尚且如此强势，在普通商民的心目中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