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顺：追寻红土下的秘密

　　天气刚一见暖,他就一头扎进了辽西的山里，以81岁的身躯，开始了牛河梁“申遗”的冲刺。

　　辽西的山既不巍峨,也不挺拔,连绵起伏的一道道梁而已。然而，这里却掩藏着一个5000年的秘密。

　　1983年，他和他的考古队来了，用考古铲轻轻拂去岁月的泥土。他们在大凌河畔惊喜地发现了一个5000年前文明古国的倩影，找到了中华民族在长城以北的老家，并追索到了传说中的五帝行踪。

　　他叫郭大顺，自1968年来到辽宁省后，为考古工作忙碌至今，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专职教授。

　　发现女神

　　郭大顺家客厅的墙上，挂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写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短短28个字，把中华文明的“龙”“花”渊源和相互交融概括得淋漓尽致。

　　郭大顺在北大学习期间，就师从于苏秉琦教授，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并深入洛阳王湾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和江浙地区实习。中原地区丰厚的文化积淀让他赞叹不已。然而,1968年毕业时，他却被分配到了山海关外的辽宁。

　　辽西当时还被视为古文化的偏远地区，就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来说，文献记载很少。然而，郭大顺以一个考古人的敏锐，隐隐约约感到，那片因干旱而龟裂的红土里，一定埋藏着什么秘密。

　　早在上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就注意到了内蒙赤峰市郊的那片褐红色山峦；1922年至1924年，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30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在赤峰收集到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古史学家李济在著作中也提醒大家：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辽西朝阳与内蒙赤峰山水相连，文化上本没有藩蓠，郭大顺年复一年地寻找着红山文化的蛛丝马迹。

　　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被任命为喀左队队长，与17名学员一起把全县21个公社跑个遍。普查过程中，郭大顺反复强调，红山文化是重点中的重点。他举着刚采集到的彩陶片向大家介绍：朝阳是红山文化分布区，但红山文化出土还凤毛麟角，只有三十多年前日本人调查的零星记录。因此，队员们在普查时格外仔细，共发现各类遗址609处，其中有1982年在喀左东山嘴挖掘出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祭祀遗址，还有两尊“妇女小雕像”。

　　此发现轰动了中国考古界。1983年7月，19位北京专家在苏秉琦先生率领下来到辽西。北大教授俞伟超说：妇女小雕像是全国考古界等了三十多年的发现。苏秉琦先生则将此与中国文明起源相联系。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苏秉琦先生走后不久，在他称为“金三角”的喀左、建平、凌源三县交界，一个方圆50平方公里的远古文化遗迹辉煌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东山嘴出土了远古祭坛，牛河梁上庙、坛、冢星罗棋布；东山嘴祭坛只有一圈，直径2米,牛河梁祭坛从里到外共分三层,最外圈直径22米；东山嘴“妇女小雕像”高7.9厘米,牛河梁女神庙里的女神残块组合后，分别相当于真人的一倍、两倍和三倍。

　　专家们兴奋地看到，牛河梁坛、庙、冢的配套非常像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也严格遵守着中国传统建筑沿中轴线布局、天圆地方、东西对称的理念。

　　“不过，牛河梁坛、庙、冢组合中的主角是女神庙。”郭大顺说，牛河梁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虽然规模仅75平方米，相当于史前时期的一座大房子，却显示出原始宗庙的封闭性和神秘性，这恰是一人独尊和神权垄断的象征。

　　“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哪一项都极重要，但是，如果问我哪一项更为难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女神头像。2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说这话时，郭大顺的眼睛闪闪发光。

　　那是1984年10月31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格外宁静。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沙沙声。这几天人像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让大家充满了期待。人们屏住呼吸，看着考古队员剥离一件特殊的塑件。额头、眼睛、耳朵、嘴……一尊几乎完美的女神头像仰面朝天，微笑欲语。摄影师及时按下快门，记录了女神与子孙们跨越千年的相视一笑。

　　追寻五帝

　　“发现了不等于认识了，认识的过程可能更艰巨，甚至痛苦。”手抚着红山女神的肢体残件，郭大顺苦苦探索着红山女神微笑背后的玄机。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中华文明从黄河孕育出来，传播到华夏各地；红山文化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奠定了基础。苏秉琦说：“以发展顺序看，从旧石器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早。”

　　一向被视为古文明边缘的长城以外，燕山以北，为何会有如此璀璨的古代文明？“文化交汇是红山文化率先跨入古国阶段的一个主要原动力。”郭大顺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的优生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沿太行山麓北上；源于辽西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类型，由大凌河源南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更有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他们终于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龙鳞纹图案彩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在这里共存是为证据。红山文化庙、坛、冢就是他们相遇后迸发出的文明火花，龙与花的结合更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今天的“龙的传人”和“华夏民族”。

　　一个谜团解开了，另一个谜团又接踵而至。灿烂的历史星河中，我国最古老的一些文明都渐渐沉寂了，红山文化更是在刹那的绚烂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们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在苦苦追问中，考古学家们找到了一个失踪了的时代。

　　郭大顺说，司马迁撰《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有了从五帝说起的通例。但史学界却把五帝时代作为传说来对待，原因是没有实物证据。这样，中华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的夏代算起。追寻五帝踪迹于是成了牵动海内外炎黄子孙心弦的大事。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往静静的池水里投下一块石头，掀起了阵阵波澜。一股考证五帝热，再次在学术界兴起。

　　郭大顺说，五帝时代是一个古国林立的时代，黄帝时“监万国”，尧时“和谐万邦”，到禹时，仍是“夏有万国”之势。五帝不过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于是，在史前诸多考古文化类型中，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就成了与五帝诸代表人物相结合的焦点。如多以为仰韶文化为神农氏文化，陶寺文化为尧的文化，大汶口文化即舜的文化，而良渚文化与先夏文化有关。对红山文化与五帝的关系则众说纷纭，有以女神塑像与女娲的黄土抟人相联系；有以发达的宗教遗迹与颛顼帝的“绝地天通”相联系；有以玉龙的勾形体态与蚩尤的字形相比附，也有重提商文化起源东北说而以为红山文化即“商先文化”者。更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黄帝时代与之相合。

　　为此，郭大顺搜集到许多蛛丝马迹：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张家口的桑干河流域；周武王封黄帝之后裔于蓟，地也在今燕山南麓长城脚下……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发现，都正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五帝前期诸代表人物和部族活动重心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

　　历史是一本千疮百孔的书，郭大顺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要能作到‘接近古人’，与古人的想法缩短距离，就是很有成就的了。”

　　龙出辽河源

　　穿龙袍，舞龙灯，赛龙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被称为“龙的传人”，但对龙起源的时间、地点等却莫衷一是。

　　站在牛河梁上，郭大顺告诉记者：“虽然在中原和南方等地区也有早期龙形象出土发现，但辽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龙时间最早，类型最多，序列完整。所以，我们的观点是——龙出辽河源。”

　　郭大顺介绍，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先红山文化——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就已有“类龙”形象出现，到距今6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中，在陶尊上刻画的“四灵”纹有猪头龙、鹿头龙和鹰首龙的组合。所以到了红山文化时期，龙已定型并以精美绝仑的玉器形式出现。

　　“红山文化玉器早有发现，从20世纪初起，就有收藏家和博物馆收藏，不过都将其年代定得过晚。”郭大顺分析，长期以来，人们对史前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估计严重不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辽河支流西拉木伦河上游，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一场大雨过后，从山坡上冲出来一个高达26厘米，长吻前伸，身蜷如弓，棱目上挑，长鬣飘举的大玉龙，被当地农民送到文化馆。1975年7月3日，郭大顺和同事孙守道看到这件大玉龙时，不由得为之一震。从头部刻画简洁看，时代不会太晚；但考虑到三星他拉村地处黄沙大漠，还是无法将玉龙和当地文化往一起联想。到了1979年，在喀左东山嘴挖掘出一件绿松石鸟和一件龙首玉璜的同时，在凌源三官甸子一座墓中也出土了9件玉器，这才有同事试探地提出：“这座墓是不是红山文化的？”

　　一个龙的起源，一个文明起源，这是两个关系中国史前考古和上古史的大课题，在当时十分敏感，很少有人敢去闯这个禁区。所以，1981年郭大顺和孙守道在中国考古学会杭州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并没有被论文集收入。直到1984年8月4日对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冢4号墓进行挖掘后，考证多年的红山文化玉器才一锤定音。

　　郭大顺说，这个墓里虽然随葬玉器只有3件，但均为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斜口筒型玉器和玉雕龙。尤其是两件玉雕龙的出现，令在场人兴奋不已。它们挂在死者胸前，一左一右，背靠着背，晶莹亮泽，十分可爱。斜口筒型玉器枕在墓主人头下。有了这些确凿的证据，考古学家才敢理直气壮地说，这些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代表作。如今，出土于三星他拉村的大玉龙已经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

　　梦绕牛河梁

　　初春的牛河梁，和风习习。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翠绿的油松和落叶松掩映着一个占地2公顷，典型辽西风格的院落式砖瓦房。这就是被考古学家们誉为“躺在女神怀抱中”的牛河梁工作站。

　　郭大顺来到辽宁已经41年。尽管其间也曾换过好几个单位，当过省文化厅副厅长，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这座山里度过的。白天漫山遍野寻找红山人的行踪；晚上遥望星空任思绪驰骋。《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考古文物之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等系列著述大都在这里“出生”。

　　牛河梁是中华民族在长城以北更老的老家，也是郭大顺的精神家园。为了守住这方净土，他和同事们想了许多办法。1983年东山嘴遗址现场会，决定了露天保护的原则，将遗址所在的耕地征过来，周围栽植侧柏树。为了保证树木成活，3年多时间拉水上山。现在东山嘴遗址已被黑油油的一片林带围了起来。

　　牛河梁遗址不是一个点，而是分布于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规模宏大的遗址群。按通常作法，把已明确的女神庙及周围第二、三、四、五号积石冢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先行保护下来，其余划作建筑控制地带就可以了。问题的关键是，牛河梁如此重要，遗址之间又互有联系，一旦规划不慎，就会把遗址群割裂开来，甚至造成破坏。为此，郭大顺请教了苏秉琦先生后，提出了庙、坛、冢连同其间“白地”一起保护的原则。1986年6月30日,辽宁省顺利通过了将牛河梁50平方公里的范围作为一个整体，全部确定为保护范围的决议。这样一个全新的保护概念，使如今的牛河梁如世外桃源，宁静幽深。

　　“探索古辽西，是艰苦的，也是诱人的。”直到如今，郭大顺仍然奔波在5000年来先民高举火把、载歌载舞的大山上。

　　辽宁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把牛河梁遗址作为全省文化建设重大项目，申报国家大遗址，目标是三五年内达到“申遗”水准，尽快把牛河梁遗址打造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为此，郭大顺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出版工作。81岁的老人，为事业迸发着18岁的活力。

　　本报记者　毕玉才　特约记者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