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者

　　新发现的历史，也是新闻

　　-文/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叙述。其中“新近发生”的“发生”有各种情形，常见的是“刚才发生”。还有“刚才披露”，内容也许是以前的事情，但披露本身是一种“新近发生”的事实。文献档案有一定的保密期限，期限之内，只有极个别人可以看到，而且得承担保密的职责。档案公开本身，亦又是一种“新近发生”的事实。然而，太多的新闻工作者只关注“刚才发生”的事实，忽略了档案公开这一新近发生的事实中蕴藏的丰富新闻。新发现，也是新近的事实啊！这是一个新闻富矿。

　　《北京青年报》2009年4月13日至18日连续刊载的《五四档案解读》系列专版，显示出编者全面的新闻意识，因而他们得以开启一扇很有意义的新闻窗口。

　　读着这几天的该报C2版，我处于思想兴奋的状态，因为很多经过N代传播的关于五四的信息，得到了确凿的历史档案的校正。

　　例如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火烧赵家楼的具体情形，几十年来留给我的印象是学生翻越围墙进去的，而档案纠正了这一细节：是学生们打破赵家楼临街窗户，用两个学生架着一个学生爬进屋的方式，先行进去几个人，然后打开大门，数百学生涌进去。以前所有的教材都谈到，当时曹汝霖不在家，正好在那里的章宗祥被打。现在档案中的证据均显示，当时曹在家，混乱中从后门跑了。赵家楼的原址现在完全消失了，然而档案中保存的北京警察厅绘制的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平面图的再现，对现在来说，就是一条新闻。

　　赵家楼事件后北京警察当局抓捕了32名学生，经各方斡旋，几天后释放。一般的历史叙述到此为止，很多人以为此事不了了之。档案的公开，使得这一历史事实得到延续。5年多后，即1925年1月31日，京师地方审判庭对32名学生依然做出了判决，最终结果是“应不起诉”。

　　五四游行之后的当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被捕，随后便是关于营救他的众多报道，9月陈获释。历史上的陈独秀被捕事件在N代的传播中大体如此。然而，档案告诉我们，陈独秀被捕过程中，发生过对陈生命有关的一段插曲，即由步军统领衙门还是由北京警察总署关押，出现争执，最后结果是送警察署。如若相反，陈独秀很可能命丧步军统领王怀庆枪下，因为陈散发的传单内容之一，是要求罢免六个官员，王怀庆便在其中。报纸展示的档案中陈独秀离开北京后致同乡、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信件，再现了陈独秀文笔的犀利诙谐。

　　1919年7月，北大内部发生学生冲突，遭到京师地方警察厅的报复性干预，抓走11名学生。在各方面的斡旋下，8月的审判结果是双方各以不同的罪名判罪，但又以不同的名义当庭释放。这些细节，若不是记载在档案中，恐怕会被历史遗忘了。1919年五四游行后至当年年底，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学、商之间发生少量冲突的历史，也被记载到档案中；保存在档案中的十数枚中国货商品的商标，是又一新发现。

　　新闻，不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事实，也包括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事实的细节和展现的实物。《北京青年报》在这方面给大家上了一堂关于“什么是新闻”的新课。

　　-传媒人

　　弘扬五四精神，须先返五四现场

　　-文/解玺璋 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编报、编书20余年

　　五四运动至今已经过去90年了。关于这场运动，有过许多来自不同阵营的回忆、评述和论断。在我们的近现代史的教科书中，五四运动被定性为近现代历史的分界线。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都将重新划定，中国革命的性质甚至也因五四运动而有了根本的改变，它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但是，关于五四运动，仍然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由于各种言说的交叉互动，这个在我们的记忆中概念大于真相的历史事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陷入重重迷雾之中。这就特别需要一种越过概念和观念，从现象出发，从事实出发的历史叙事。我们很想知道，它在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最近看到《北京青年报》特别刊发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档案解读》系列文章，就有一种期待已久的亲近感。

　　这组系列文章是《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市档案馆合作刊发的。后者的加入显然增加了这组系列文章的分量，也使得“重返五四现场”这样一个创意得以实现。据介绍，北京市档案馆藏有珍贵历史档案资料190万卷(册)，记录着北京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每一次重大历史变革中的人和事，寻常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变迁，都能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现其踪迹。这一次我们看到的6篇，都是五四运动期间和后来一段时间内十分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也是长期以来言而未详、言而未明的历史事件，通过搜寻档案文献，事实真相也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

　　我们不能说有了历史档案就能够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也不能保证，历史档案中所记载的全部是历史的真相。有许多东西在第一时间由当事人叙述时，就已经被遮掩，被歪曲，被偷梁换柱、改头换面，被重新剪接过了。但这并不影响档案记载的真实性。我这里所谓真实性，是指这些档案文献确实是当时留存下来的，即使已经被遮掩，被歪曲，被偷梁换柱、改头换面，被重新剪接过，也并不减少它的历史价值，因为叙述的同时，把立场、态度、心理活动，以及社会历史背景也都毫无遗漏地记录在案了。

　　这正是历史档案文献的特殊价值。更何况，很多记载，很多当事人的口述，仍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生动的资料，一旦互相参照，也就使得五四运动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更加真切，更加具体，更加鲜活生动起来。譬如，档案中就曾记载，陈独秀被捕后，在押送他的路上，还出现过一段对其性命攸关的小插曲。当时，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探与警察署探员发生了争执，他们都想将陈独秀送往自己所在部门进行处理。仅仅由于警察署探员的人数比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探多，陈独秀才被解至警察厅。这个小小的细节也许救了陈独秀一命，如果不是解至警察厅，而是送到步军统领衙门，必落在对他恨之入骨的王怀庆手里，此人正要对他“非严办不可”呢。而警察署的吴炳湘，不仅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其态度也宽厚得多。档案中的这些记载，无疑会丰富我们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