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五四精神”发扬光大

　　北京市档案馆与本报联和推出《五四档案解读》系列终结篇———

　　-历史学家

　　告诉你“戏说”之外的历史

　　-文/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北京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合作推出的《五四档案解读》系列专题，颇有新意。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专业研究者，我读后颇有感慨。

　　一、这组《五四档案解读》系列，用档案记述重新解读五四，深化了对五四运动若干关键问题的研究。

　　火烧赵家楼时，卖国贼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他是怎么逃离现场的？章宗祥又是如何被学生发现？当局是怎样处置被捕爱国学生的？爱国学生被捕后的表现怎样？被捕学生是怎样被营救出来的？北大教授陈独秀为何“白帽西服”在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当他入狱后，各界人士的营救浪潮又是如何涌来？各地民众在新华门前的三次请愿的经过及最后结果怎样？当局是怎样镇压民众请愿的？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当事人后来的各种回忆，说法不一，学术界也有不小的分歧。而这些问题在北京档案馆馆藏五四档案中得到了求证和解答，揭开了不少历史的谜团，澄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疑团。

　　二、这组《五四档案解读》系列的推出，开辟了档案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对提升档案馆的研究水平颇有益处。

　　在人们印象中，档案馆多以保存和整理为主，以为人们提供档案服务为主要任务，而利用馆藏档案进行研究并不多见。这次北京档案馆主动出击，组织馆内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对馆藏五四档案进行深入探究和重新解读，还原五四的历史场景，讲述五四的故事，变单纯的档案保存与整理，为档案的利用和研究。档案馆史料整理者利用近水楼台之便对馆藏档案进行研究，显然属于更高层次上的“原料深加工”，其“附加值”是很可观的。这种行为，对档案馆业务水平的提升，培养自己的研究专家，是有益的。这样一来，馆藏档案的利用和研究，不再是馆外专业历史学家的专利，而且是档案整理者的责任；档案整理者同时成为研究者，成为某些专题档案的研究专家，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好事。这组五四系列成果的呈现，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三、这组《五四档案解读》系列的推出，是媒体与学术单位合作模式上的新突破，是知识传播方式上的新探索，为媒体与学术成果发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交接点。

　　在大众文化流行、学术日益普及化的新时代，历史学不再是资治辅政的庙堂之学，而是带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审美性的平民之学。昔日王谢亭台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知识的普及靠的是传播的力量，媒体承担着传播历史知识的功能。作为有重要影响的媒体，《北京青年报》与北京档案馆合作，为馆藏五四档案的解读成果的发布提供信息传播的平台，加快了历史知识传播的速度。媒体以档案馆为依托，档案馆以媒体为平台，媒体追求的鲜活性与历史档案本身具有的真实性，《五四档案解读》系列中找到了契合点，实现了媒体与学术的互补双赢。

　　四、这组《五四档案解读》系列的推出，是将枯燥的历史说教变为鲜活的历史表述的有益探索，是“正说”历史的一个成功范例。

　　它对五四档案史料中反映出来的“真实”历史的表述，不再是教科书式的呆板和枯燥，而是富有传奇式的生动和鲜活。它用第一手档案讲述真实的故事，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五四历史场景，让一个个鲜活的五四人物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样解读的五四历史，不再是“戏说”的历史，而是“正说”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这样表述出来的“历史”，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历史，才是人们爱读的历史。读史使人明智，人们从这些生动的文字中，才能真正地获得历史的启迪和审美的愉悦。

　　《五四档案解读》是“正说”历史的新起点，希望北京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继续推出更多的《档案解读》系列，将实说历史之路坚定地走下去。

　　-档案专家

　　打开了档案馆的大门

　　-文/傅华 中国档案报副总编、编审、博士

　　多年来，档案部门和大众媒体都面临一个有着互相联系的困难。一方面，档案部门保管着大量的珍贵档案，研究档案形成了大量的成果，却没有一个合适平台推介出去，使之面对公众。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在解说大家关注的历史事件时，缺乏能够还原历史的细节资料，面对由于“戏说”而流行的“历史”无能为力。

　　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联袂推出的《五四档案解读》系列文章，在进行档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础上，还原90年前“五四”运动中的一个个历史瞬间。这个系列的推出，使档案部门有了一个面向大众的平台，有机会把馆藏档案和根据档案形成的研究成果发布出来；大众媒体通过这种合作获得了档案素材，向公众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吸引了更多读者的关注。两者合作优势互补，实现了档案部门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双赢。

　　《五四档案解读》系列文章具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档案性。文章的作者大多来自档案部门，他们经常与档案打交道，了解档案的内容，在文章中描述的许多历史细节都有档案为证。二是学术性。这组文章在描述事件的历史进程、再现事件的历史细节、把握事件的历史规律时，除了使用原始的档案，还借用了不少已有的史学研究成果。三是大众化。文章以《北京青年报》为平台，经过了编辑的策划、处理和加工，以大众化的语言和大众化的风格表现在读者面前。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使《五四档案解读》系列文章更加具有真实性、有用性和可读性。

　　《五四档案解读》系列的成功推出向媒体和档案部门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合作，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档案馆是历史的宝库，可以成为大众媒体获取高价值报道素材的源泉。北京市档案馆是全国馆藏量最大的档案馆之一，保管档案190多万卷。北京所属区县还有18个档案馆，这些档案馆保管档案的数量远远多于北京市档案馆。这些档案记录了北京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反映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点变化。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如意大利等国退还庚子赔款、七七事变中北平守军的抵抗、北平地下党的抗日活动、1946年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北平的和平解放、高君宇和石评梅墓地的迁移等，虽然可能会有人耳熟能详，但其中的许多细节却鲜有人知，而这些细节恰恰是刺激读者兴趣的关键点。

　　最近一些年，档案部门关注民生、关注现实，许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档案和重大活动档案都已接收进馆。特别是北京市档案部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建立的奥运档案堪称奥运史最完整、最齐全、最系统的档案，反映了北京奥运会从申办筹备到成功举办的全过程。通过这些档案，媒体可以挖掘出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旧闻”和“现时新闻”，可以最大限度地挤掉流行的“历史”中的泡沫，把档案价值从“潜伏”状态改变为现实效用。

　　媒体力量巨大，档案部门必须善于借助媒体力量。大众媒体面对的是全社会，读者数量大、范围广，大众媒体的宣传效果远非档案部门举行的展览、宣传活动所能比拟。为了更加有力地开发档案资源，档案部门必须拓展与媒体合作的空间，找准档案与社会的结合点，把自己保管的珍贵档案和研究成果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出去，从而使档案资源开发和档案宣传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