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自述曾遭遇三次出书难。1931年初，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钱穆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顾颉刚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遂推荐给清华大学编辑的“清华丛书”。当时审查该书者三人。其一为陈寅恪，其一为冯友兰。陈寅恪后来告诉别人：王国维以后，再也没见过此等作品了；冯友兰则认为，此书应该改变体裁，以方便读者阅读。自然，钱穆不会去“改变体裁”，审查未获通过。后来，钱穆将此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抗战爆发后，高校南迁。在昆明，陈梦家劝钱穆“为全国大学青年计”，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钱穆便写成《国史大纲》，依然交给商务印书馆。当时规定，书籍著作须经重庆中央某处审查。审查分为三种：一是审查通过即出版；二是依照指示改定后再出版；三是遵照指示改定后须呈请再审。《国史大纲》送审后被列为第三批。审查处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行为，钱穆却以“洪杨之乱”称之，应予改正。钱穆认为，洪秀全自居为“天弟”，所至之处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审查处看了钱穆的信，居然同意照原稿印行。该书经此波折，最后也算有惊无险。

　　到台湾后，孔孟学会邀钱穆写孔子和孟子的传记。钱穆先写成《孔子传》。孔孟学会评议会读完以后，认为其中若干说法不同于主流意见，应该改正。钱穆十分不悦。“余意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可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则须作者本人负责。……余之此稿，亦复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于是索回原稿。后来记者披露了此事，出版社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印行。《孔子传》得以顺利出版。钱穆感叹：此书付印曲折，可知著书不易，出书亦未易也。

　　在无须买卖书号的环境下，盛名如钱穆者，尚有如此遭遇，可见发表意见之难。最近几天，正好有出版社要我按指示修改书稿，我连想都没想，屁颠屁颠地改了。出版环境如此紧缩，能出就不错了，我复何争？是的，重现实利益胜过重己见早已成为常态，也或者，我们根本没有自己坚定的意见了，还有什么好坚持的？

　　(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