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咬文嚼字》公布了《2008年十大语文差错》。最后一条是，在谈到“红学”流派时，“索隐派”常被误为“索引派”。一见到这条差错，笔者便联想到了王蒙先生。

　　王蒙自传第二册出版时，有读者批评书中有多处硬伤。对此，这位大师级的作家虚怀若谷，表现出了闻过则喜的泱泱大度。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承认，自传写得比较匆忙，有些资料未加核对，弄错了一些人名和时间，在重版时一定改正；但他同时又大喊冤枉，说是书中有些差错和他无关，是编辑加工不慎造成的。比如，原稿中分明写的是“索隐派”，编辑却改成了“索引派”。作为一个《红楼梦》研究者，怎么可能不知道“红学”史上只有“索隐派”而没有“索引派”呢？

　　由王蒙先生笔者又联想到了另一位姓“王”的名人———王立群教授。王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史记》大获成功，然而，当他的《读〈史记〉之汉武帝》被读者挑刺时，也是一肚子的委屈，喊冤喊得比王蒙还响。某报在报道时用了一则醒目的标题：“王立群咬出版社”。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王教授的书中谈汉武帝的晚年，用了八个字：“迷恋黄老，烧香拜佛”；读者批评说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佛教传入中国最早也得到公元前2年，这就是说，汉武帝死时，中国还没有佛教呢！“烧香拜佛”从何说起？王教授辩称，自己压根儿没说过“烧香拜佛”这样的话，“这有原稿为证”。书中的话是编辑加进去的。编辑的账算到他的头上，你说该有多郁闷。

　　其实，只要留心一下，这类喊冤的事时有所闻。很多年前，萧也牧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遭遇。萧先生的职业是编辑，同时又是作家，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便出自他的手。他说自己有一篇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里面写到战士“大背着枪”，编辑可能觉得有点不顺，大笔一挥改成了“背着大枪”。殊不知这是长途行军时一种常用的背枪姿势。所谓“大背着枪”，是指把枪的背带从头上套过，斜背在肩膀上。这种背法主要是保证枪不滑下来，和大枪、小枪无关。审稿编辑显然没有部队生活经验，他这不经意的一改，让作者出了个大洋相。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也曾在一篇长文中为自己喊冤。当时，他收到一家出版社根据规定退回的原稿，随手翻阅之际，竟发现了让他目瞪口呆的改动。比如有一处谈到“米家山水”，稍有美术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米家”指的是宋代书画大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和传统的画法不同，他们父子俩善用卧笔横点，在纸上渲染出烟雾迷蒙的山水神韵。审稿编辑看来不懂绘画，又不屑查找资料，信笔把“米家山水”改成了“作家山水”。又有一处，陈教授谈的是西汉人物叔孙通，这可是一位开国大臣，曾协助刘邦制订朝仪，知名度不低；编辑似乎认为姓“叔”不太合理，于是又是果断落笔，“叔孙通”成了“孙叔通”。

　　比陈先生蒙冤更深的，在笔者看来当数谢冕教授。早在1982年，他应约为出版社写诗歌鉴赏文章，其中有一篇是《通过想象理解诗》，引用了徐志摩的短诗《沙扬娜拉一首》。即使不懂日语的人，大概也能知道“沙扬娜拉”是日语“再见”的意思。万万没有想到，编辑在加工时把它当成了人名，补充了一行文字，说它是“一位日本女郎”。这本发行量为几十万册的书出版以后，谢冕先生从此陷入噩梦，不断有人批评他的这一低级错误。北京大学知名教授不知“沙扬娜拉”是什么意思，一时传为笑话，而谢教授却身背恶名“欲辩无门”。

　　读了上面的案例，不知做编辑的会做何感想。在我看来，改稿，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义务。一个称职的编辑，首先是要尊重作者的劳动，帮助作者把好关，而不是自以为是，滥施刀斧。连意思也没弄明白，便像黑旋风李逵一样排头砍去，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编辑作风问题，而是职业道德问题。但愿各位编辑同仁别再制造新的冤案。

　　(郝铭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