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期间，京城人居住防震棚多时。那时各种消息满天飞，人心惶惶，独张伯驹神态自若。一天大清早，欧阳中石前来探望恩师张伯驹，只见张家防震棚中，张伯驹淡定从容，正在一张折叠桌上写字。欧阳中石不由得为他的超脱折服。2008年，已届八旬的欧阳中石对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撰诗曰：“襟怀落落意融融，一任烟云化碧空。地裂天崩心似水，穷途不改大家风。”

　　“穷途不改大家风”，是对张伯驹的确评。他一生经历多次“天崩地裂”，经历诸多个人磨难，人生落差极大，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古典文化所熏陶出来的博雅通脱、宁静坦然。这一点，令众多名人高士推崇备至，是他们心中难忘的风景线。

　　1969年到1972年，张伯驹是北京城的“黑户”，没户口，没粮票，没布票，靠亲友接济度日，与当年豪门巨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著名学者、鉴赏专家王世襄多次去看望，却发现他“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除年龄增长外，心情神态与居住豪宅时“并无差异”。著名画家、“一代鬼才”黄永玉曾对此大表钦佩，赞曰：“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是张伯驹的忘年交，两人情谊很深，但彼此交往只能用“淡如水”三字形容。当时周汝昌很年轻，“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

　　是的，在他的心中，尊卑贫富，沉浮兴衰，都是过眼烟云。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的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张伯驹的大约有千年。在这样的大坐标系里，他才可以“坐观云起，笑看落花”，才可以“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也才会在淡看功名利禄之时，将国宝看得无比之重。拥有《平复帖》后，他“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对国宝的态度，可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冯骥才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峰顶，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这个塔尖是被一批卓越的文艺大家、艺术精英及其经典作品表现出来的……一个国家没有精神高度不行。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没有神圣感，这个民族就完了”。

　　如果张伯驹地下有知，必引冯骥才为知音。如果不是领悟到这些，张伯驹就不可能倾家荡产买古字画，“如性命一样地宝藏”它们，并最终捐给了国家。

　　对张伯驹颇为了解的章怡和写道：“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光，古往今来的月光。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的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辉。而这，才是永恒的。”

　　【痴迷京剧惹麻烦】

　　1956年，大约就在捐献《平复帖》等国宝前后，张伯驹发起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和“北方昆曲剧院”，并担任领导成员。为响应文化部关于“全面挖掘、分批整理”传统戏曲剧目的号召，他不但自己登台演出，也组织老演员挖掘一些传统剧目。

　　做这些事情，张伯驹大有资格，他在京剧界的名气，不亚于在收藏界。他平生浸润于传统文化，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样样精通，这些传统艺术各具风貌，但又相互沟通，在意境、气韵、格调等方面一脉相承，可说是姊妹艺术，可以一通俱通，相互促进。

　　张伯驹的青年时代，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京剧名角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等，是全社会的超级明星，其星光耀眼，比现在的“四大天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文人票戏，是极为风雅的事情，溥侗、袁克文等莫不热衷此道，张伯驹也长期痴迷京剧，是著名的票友，多次与余叔岩、梅兰芳等同台演出，并为京剧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与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京剧界广为人知的佳话。

　　余叔岩是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以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享誉当时。1928年，张伯驹与余叔岩相识，此后交往频繁，除京剧之外，他们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也有共同爱好，成为相互欣赏、情趣相投的朋友。那时候艺人很保守，余叔岩平生只收孟小东、李少春等几个徒弟，且只教孟小冬三出半戏、李少春两出。但在与张伯驹十多年的交往中，他传授张整出的戏就有四五十部。后来张伯驹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李少春等人都曾向他学艺。

　　张伯驹票友生涯中最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俗名十三辙)，介绍阴阳平上去入的念法、运用。这本书曾以《乱弹音韵辑要》之名刊于《戏剧丛刊》，风行一时，后又由张伯驹加以增补，更名为《京剧音韵》再版。

    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的发展，张伯驹召集银行界同仁筹5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创立“北平国剧协会”。

　　三是其40岁生日时，为了庆寿并为河南旱灾筹集捐款，他出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请来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为配角，这四人都是当时的超级明星。这场演出惊动了全国，很多戏迷专程从南京、上海赶来，成一时盛事。四大明星都不甘示弱，铆足了劲儿争强斗胜，演出高潮迭起。

　　随后各大报刊都登出消息、剧照，誉之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杨小楼、余叔岩等拒绝再登台演出，随后相继撒手人寰。那次演出拍摄的电影，成为艺坛绝唱，是靠“角儿”传承的中国戏曲的重要史料，可惜1958年被当成废品付之一炬。

　　1956年文化部要求挖掘传统剧目，使痴迷京剧多年的张伯驹欣喜若狂。此前几年，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等近百名艺术家上书，要求改变文化管理部门鄙薄传统艺术的倾向，成立独立的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此次文化部发出的信号，使张伯驹大为兴奋，他认为中国戏曲的精粹在于表演技法和技巧，而这些东西只存在于具体作品中，不能提炼和独立。因此，他召集老艺人，重排一些包含高超绝技的传统剧目。他热心地张罗着，却没想到麻烦正悄悄临近。

　　【因字画得罪康生？】

　　张伯驹重点筹划了三出戏的挖掘整理，即《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又名《海慧寺》)。据专家介绍，《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哭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安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演员，过不了这《宁武关》；《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舞蹈性的动作很是漂亮；《马思远》根据清朝实事儿改编，是一个通奸杀夫并造成冤案的故事，艺人筱翠花(于连泉)在剧中的表演出神入化，深得好评。

　　张伯驹选择的标准是纯艺术的，选的都是技术含金量高、能充分展示京剧之美的剧目。他没有政治意识，没有考虑《宁武关》、《祥梅寺》的反面角色分别是李自成和黄巢。

　　不过问题先出在《马思远》上。在这出戏排练基本就绪的时候，“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突然接到通知，说这出戏明令禁止过，尚未解禁，不得公开演出。张伯驹很不服气，一面让演员继续排练，一面找有关部门交涉，据理力争，并召开记者招待会。最终这出戏只被允许内部试演，张伯驹很不乐意，继续跟有关部门叫劲，多方争取公演。

　　这时候“反右”开始，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但他仍不服气，批判会上仍理直气壮地反问，结果可想而知。

　　有人分析说，张伯驹如此固执地叫板，是因为从这几出戏的命运，他感觉到了传统文化衰败的信号。因此，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不过，他这一次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得罪了康生。

　　张伯驹的族孙张柱堂先生，近些年为了宣传张伯驹，呼吁筹建张伯驹纪念馆，他四处奔走，了解到张伯驹的不少事儿。他告诉我们一些张伯驹被打右派的隐情：

　　张伯驹捐献文物前的一天，康生来到张家，自我介绍之后，训导张伯驹说，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大染缸时间长，要好好洗干净。张心中不悦，默然。康转了话题：听说你收藏颇丰，我也喜欢这个，能不能开开眼界？

　　于是张伯驹拿出十二幅藏品，康留恋不舍，言道：“我内人也喜欢古字画，可惜她这次没来，如不麻烦，我想借看三天。”张伯驹表示同意。但三天后康没来归还，三个月后还是没来。

　　大约半年后，陈毅老总约张伯驹下棋，张无意间说及此事。陈毅深愧竟有这样的同僚，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之余谈及此事。周总理皱起了眉头，让邓颖超前去康家，向康生夫人婉转谈起此事，说总理最近情绪不好，想借张伯驹家藏字画疏解心怀，听说被你们家先借来了，如果你们尚未归还，那正好在你们这里借观一下。康生夫人忙道：“真不巧，昨天刚还了。”邓颖超笑曰：“那好，我去张家借吧。”

　　当天晚上，康生就派人将古字画送回，并搁下一句话：“别人送给我看，还找不到我家门呢！”据说后来张伯驹被打右派，是康生派人“下的套”。

　　不管怎么说，张伯驹是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本人还无所谓，夫人潘素很着急，多次去文化部询问：是不是搞错了？他刚捐了那么多文物，怎么会反对国家呢？

　　【诗词围棋交挚友】

　　被打成右派后，张伯驹的生活陷入困顿。在最艰难的时候，陈毅老总对他表现出了真诚的友情和实实在在的帮助。

　　说起来，张伯驹与陈毅相识相知，与他的另一大爱好——围棋有关。陈毅初到北京时，找不到下围棋的对手，经北京市政协推荐，张伯驹与之下棋。几局过后，陈毅大呼过瘾，一谈话，发现两人在诗词等方面有太多的话题，一来二去，他们诗词唱和，逐渐情谊深厚。张伯驹夫妻捐献字画后，陈毅更是常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做客，两位老头下棋，两位太太则切磋山水画技艺。

　　张伯驹精通韵律，才思敏捷，见识过的人说他“写词比说话还利索”，其诗词水平极高，作品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周汝昌曾评价说，“以词人之词论，应当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恐怕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陈毅对他的诗词也是十分推崇，对他的才华和襟怀产生相惜之情。

　　得知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陈毅打来电话安慰。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通过朋友，安排张伯驹、潘素到吉林工作。张伯驹出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得以发挥专长，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被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勒令退职，发配吉林舒兰插队落户。但舒兰不愿意接收两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于是张伯驹夫妻只好无奈地回了北京。

　　他们成了北京的“黑户”，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只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并不在乎，他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自得其乐。

　　数年后，陈毅去世，张伯驹含泪写了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追悼会上，这副长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陈毅夫人张茜正处极度悲伤中，但还不忘帮助老朋友，趁机介绍张伯驹的困境。不久，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化馆的馆员，潘素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入上了北京户口。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