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五四:珍贵档案还原火烧赵家楼历史细节(组图)

　　北京档案馆藏有190万卷(册)珍贵档案资料，记录着北京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每一次重大变革历史瞬间中的人和事、寻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状态，都可以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中探寻到踪迹。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策划了这一专题，组织馆内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进行的档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础上，仔细研读，深入探究，用档案记述解读五四，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火烧赵家楼时，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他是怎么逃离现场的？章宗祥又是如何被学生发现？这一系列问题，在馆藏五四档案中得到了求证和解答。

　　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二，是个星期天。时值京城花红柳绿、百花争艳的春天，本应是踏春或者赏花的好季节。但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使得所有人的目光，转而投向天安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投向了赵家楼那场熊熊燃烧着、照亮着中国现代史幽暗前夜的大火。

　　90年后的春天，北京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中火烧赵家楼事件的一个个小小的细节和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仿佛让人重新回到现场。档案的记载，让N个现场细节重现。

　　北京档案馆保留了一份京师警察厅有关赵家楼的草图，是火烧曹宅后由警察厅派人绘制的

　　赵家楼，因为五四运动中北平爱国学生的一把大火而烧得闻名中外。

　　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据民国地图考：此处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总长不超过四百米，后被一分为二，前边称前赵家楼胡同，后边则称为后赵家楼胡同。此处曾是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上海人，在段琪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这二人原籍浙江，都在日本留学，二人又出任过驻日公使。曹汝霖和陆、章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

　　北京档案馆保留了一份京师警察厅有关赵家楼的草图，这是火烧曹宅后由警察厅派人绘制的。从草图上看，赵家楼共有4个门，前赵家楼分别有一个敞门和街门，后赵家楼有一个后门，东边还有一个敞门，曹宅东边紧邻城隍庙街。赵家楼院内建筑中西合璧，分成东院、西院和中院三个院落，看起来非常阔绰，像个大观园一样。自西向东：西式的垂花门餐厅亭廊与中式的平房宅门共处一院，院内共建有各式房屋大大小小几十间，不包括敞门餐厅。在东院还有未竣工的草坪和亭阁。在赵家楼被火烧后，京师警察厅移送京师地方检察厅的检验报告中称：“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总长住宅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计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间。”这是对火烧事件中心的曹宅最为准确的统计数字，得益于保存至今的馆藏档案。

　　据记载，院内各种配套设施齐全，西院的建筑风格是西式的。中院的书房客厅和带暗房的小楼高大宽敞；东院建筑风格是中式的，书房、浴室一应俱全。西院与东院分别有树林花园，在后院还有隐匿的地窖，五四当天下午，曹宅的管家燕筱亭带着章宗祥和一位日本人在这里暂时藏匿，曹宅着火后，又被学生揪了出来痛揍一顿。

　　关于赵家楼名称的来历，在民间有若干个版本的传说，其中有两个最有代表性。一是明代四川内江举人赵文渊在贡院考上了进士，后来当上了文渊阁大学士，在此地建宅并在花园的假山上建了一个亭子和水榭，亭身似楼，在很远处就可看到，因而得名赵家楼；另一说是有个赵姓大户，在此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胡同因此得名。　笔者于近日又一次重访赵家楼，当年全国瞩目的事件发生地已经面貌迥异。上世纪50年代后曹汝霖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即北京军区招待所，现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的“供词”，记载了5月3日夜间会议的情形

　　查1919年鲁迅日记，记载了5月初的天气情况：“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就在5月3日，也就是鲁迅日记描述起风的那天晚上，周予同教授在《五四事件》的文章中描述当时情形：“五月三日的晚上，曾开了一次会议，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从前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关于5月3日的会议，馆藏档案中记载了1919年5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的“供词”：“五月三日晚七时，大家看见报载日本向中国要青岛，情形危急，不约而同地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了约一千人的集会，集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说。会后，参会人分头各自都准备了白旗，旗子上写着‘归还青岛’、‘青岛一失，中国必亡’等字。”

　　大会做出四项决议：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四是集齐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周予同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五四之前的情景：“四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团体的学生们已略有活动，打算做一次示威运动。”

　　当时，出现了许多进步学生团体。例如3月23日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该组织是由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廖书仓发起，团员39人，多为当时的进步社团国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员，以露天演讲和出版刊物等方式在市民中进行宣传。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深入街头，开展了多次爱国活动。

　　在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当年学生在市民中散发的传单：“说起来爱国/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能实实在在做的很少/诸位呀/如今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这就是要吞灭我们中国哩……山东是我们中华的土地/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都是主人/人家来要我们的土地/我们主人不来争/还靠谁呢/诸位都来争/争不回来不止/这就叫真正爱国哩/愿大家赶紧起来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