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声言“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陈璧君不认为自己有罪，又倔强好胜拉不下悔过的面子，所以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她拒不认罪，甚至认为共产党不该关押自己，于是情绪对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璧君发现共产党的看守和气可亲，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凶狠，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困难，监狱宣传增产节约，她嗤之以鼻:“犯人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怎么个节约？除非不给我们吃穿。”

　　1950年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她在犯人中挑唆:“外面整好了整里面，大家要有准备，我是不怕，大不了上断头台。”

　　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参战，她幸灾乐祸地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人有原子弹，共产党能赢？”

　　为鼓励犯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狱方召开奖惩大会，给几个改造好的罪犯减刑。她不以为然地说:“最多减二三年，无期徒刑减为20年，等不到出狱就老死了，等于不减，还不是骗人的把戏？”

　　陈璧君这番话被汇报了上去，管教干部找她谈话，批评说:“你这是煽动犯人对抗政府的改造政策。”她则振振有词:“你们不是要求我暴露思想吗？我是暴露思想，不是煽动，不该给我扣帽子。”

　　管教干部例行公事，叫陈璧君写书面交代，也总是推说头晕或胸闷或手臂酸麻不写。1951年6月中旬，管教干部再次约见陈璧君，郑重其事地说:“请你系统地写一份检讨。这是领导上统一布置的，每个在押犯人一定要写，一个不漏。”

　　“啊呀，我一直身体有病，又事隔那么多年，哪里记得起来？就免了吧。”

　　“这次一定不许推托。”管教干部的话斩钉截铁，“还有，必须把所有罪行如实交代清楚，不得隐瞒。”

　　陈璧君眼睛一翻:“我有什么罪行？不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在管教干部的再三劝说催促下，陈璧君终于动笔了。

　　至8月间，陈璧君写完了洋洋2万余言的《自白书》，从题目到小标题到内容，只有表功，没有一点罪行。其中以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大谈自己的革命史，如加入同盟会，为革命捐助家财，谋刺清廷军政大员、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协助孙中山重组政府及改组国民党等。

　　管教干部看过她的《自白书》后，指出:“你前期对革命有功，我们并不否认，但简略带过就可以了，把重点放在检讨罪行上。”

　　“我写的已简无可简，要简略，干脆全部略去。”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你这是什么态度？”管教干部忍不住厉颜斥责，“你背叛国家民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还不认罪服罪？”

　　陈璧君自羊城被捕后，从广州到南京到苏州，几年中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连国民党的看守所长也尊称她为“汪夫人”，想不到今天被共产党的看守训斥，自尊心大挫，立时发作起来:“好啊，你这个共产党骂人，我要向你的上级控告！”

　　她果然向狱方递交了控告书，从此以后，叫那个管教干部为“骂人看守”。有事叮嘱，她也不予理睬，还向新进来的犯人“介绍”:“这是骂人看守，凶得不得了，你们要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