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的“短篇小说圣手”林斤澜去世，周五举行追悼会

　　“不死鸟”的文学精神永驻

　　“中国传说中有一种不死鸟，经过烈火涅槃而又重生而且比过去还美丽、还强壮。文学就是这样的一只不死鸟！”4月11日下午，曾因文学日渐式微而慷慨激昂地说过以上话语的著名作家林斤澜在北京因病去世，这位被公认为“短篇小说圣手”、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的86岁老人的离去，令人不胜唏嘘惋惜，而其“不死鸟”的文学精神却永驻人们心中。

　　其文其名：

　　短篇小说圣手，与汪曾祺“双峰并峙”

　　林斤澜原名林庆澜，1923年生于温州。小说《春雷》、《台湾姑娘》让他得到认可。此后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一般取材于农民或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1987年林斤澜以浙江农村为背景的短篇集《矮凳桥风情》出版，一时为人所传诵。这些作品语言凝练、含蓄，兼融温州方言于其中。他以浓缩的结构、突兀跌宕的情节，白描出一系列人物形象，被公认为“短篇小说圣手”，而晚期的作品风格冷峻，被称为“怪味小说”。

　　林斤澜早年在温台地区进行过地下斗争，而他和北京文坛的缘分要从1950年起在北京人艺和北京文联工作开始。那时，他担任老舍的助手，老舍委派他去农村搜集素材，协助采访，他也帮老舍誊写材料。当时老舍就非常看好他和汪曾祺，老舍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这是1962年的话了，但预言得到了印证。林斤澜同汪曾祺一样，是新时期里少有的专心致志于短篇小说创作且功力深厚的作家。他的小说，以结构和语言见长。情节并不繁复，但往往奇峰突起，跌宕生姿，虚实相生，呈现出反正相符、表里烘托的审美特征。他的作品语言，无论人物的语言还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都很简洁凝练。在《十年十癔》里，“京味”较浓，颇为练达；而《矮凳桥风情》里，则有意融入了温州土话，似更喧腾。林斤澜的作品也的确有点涩，但耐人咀嚼。

　　林斤澜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文友后辈都纷纷撰写纪念文章，北大教授、评论家张颐武就在其博文《怀林斤澜先生：一个晚辈的回忆和追思》中详细比较了汪曾祺与林斤澜的文学创作，他写道：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汪先生和林先生可谓“双峰并峙”。如果说汪先生打开了“抒情”的路径，而林先生则打开了“象征”的路径。如果说，汪先生像是现代小说中的沈从文的话，那么，林先生就像是当年的废名。汪先生是感性而抒情的，林先生却是沉思而象征的。汪先生的文笔随性冲淡，林先生却是炼字炼句，每一句都有耐人咀嚼的深厚的意味。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样是80年代小说最了不起的文体家，汪先生以情见长，让人体会到人间的无尽的情致，而林先生则以理服人，另开小说的一片象征的天地。

　　其人其事： 好酒善饮、兼容并蓄、情深意重

　　除却“文名”，林斤澜还极负“酒名”，他爱喝酒，爱喝高度白酒，这点文学圈内无人不知。在林斤澜家里，有两面格外“饱满”的墙。一面从上到下都是书，一面从上到下都是酒瓶，甚至卫生间的壁灯都是酒瓶形状的。这个家的设计者是林斤澜的女儿林布谷，她也是父亲忠实的酒友之一。

　　据林布谷回忆，她上人大新闻系时，老师说得接近生活，让不想和你说话的人能和你聊天。她就跑到街上卖高粱烧酒的柜台边，一边喝一边和老大爷们聊天。父亲发现便说了一句：“回家喝吧，我陪你喝。”于是乎，爷俩几乎天天对酌。 林老和朋友聚会，和晚辈谈文学，也都是无酒不成书。因为爱喝酒，林斤澜进而喜爱上了收集酒瓶，这个爱好让很多朋友都记在心上，于是“酒瓶给斤澜留着”成了朋友们酒干席散时常说的一句话。

　　作家韩小蕙回忆林老时说，在文坛，人们都说“汪曾祺散淡，林斤澜随和”。有这样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蓬勃之时，林斤澜任《北京文学》主编。有一天，一位当医生的业余作者拿来一篇小说，写得非常晦涩难懂，连林老也没看明白，但他感觉这是一篇好东西；第二天早上再读，这回读懂了。于是，他给那位医生打电话，问她的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医生答：“小说就是人感觉的不忠实的记录。”林老喝声彩，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学说。林斤澜犹豫再三，拿着小说去咨询现代派批评家李陀，结果，连以“先锋”著称的李陀也拿不定主意该发还是不该发。此时不发是最省事最保险的，可是这样一来就埋没了这篇文章，也辱没了林斤澜的为人。最后，这篇小说终于在林斤澜手上得以面世。

　　林斤澜是众所周知的美男子，有“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之美誉，可是他一再说：“我一生只有一个女人，只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夫人谷叶。1997年，谷叶得了脑萎缩症、脑血管硬化症，中医、西医什么偏方都用过了，可仍然无济于事。林斤澜在与友人通电话时悲伤而泣。2004年，谷叶去世。夫人火化前，林斤澜掀开被子一角，全身一颤，但看了她很长时间。如今，他终于要在天堂与夫人相聚相伴了。

　　据悉，林斤澜追悼会将于本周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最后的微笑

　　——悼斤澜

　　从维熙

　　4月11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和刘心武先后抵达同仁医院，去探视病危的文学兄长林斤澜。其实，我和他早就约定一起去看看斤澜兄了。今年初春先是我得了感冒，后是心武发烧；而斤澜得的是肺部重症，任何一颗呼吸道的细菌，都会加重斤澜兄的病情，因而一直拖延到了4月11日，心武感冒完全好了之后，才匆匆赶赴同仁医院的。

　　但是没料到的是，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这是巧合？还是天意？我走进医院房通道时，心武正戴着一个大大的口罩，与斤澜的女儿林布谷等着我的到来。我说：“怎么样？”布谷说：“正在抢救，不能进病房，叔叔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心武告诉我，因为他早来一步，刚才在斤澜清醒时，他已然与斤澜有了心电交流：“斤澜见我之后，虽然唇间没能吐出一个字，但是他几次对我微微而笑了。”

　　此时是抢救时刻，我只有耐心等待；任何不理智的急躁心绪，都是抢救时之大忌。因而我在病室过道间徘徊了许久，直到抢救完成可以进病房探视的“绿灯”亮了，我和心武才走进病房。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躺在病榻上的斤澜，虽然失语失声，但眼睛和胳膊都还能自主地转动。我走上去首先向他伸出大拇指，这既是对他的生存勇气的鼓励，更是对他在中国历史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人文品格的赞颂。我认识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斤澜从没有伤害过文友。记得在1957年反右期间，他总是紧闭双唇或以各种理由逃避会议。因而，他似乎理解了我伸向他拇指的意思，脸上的冰霜慢慢地开始融解，继而出现了一丝快意的笑容。

　　这时，我难耐感情的伤痛，一下握住了他的手并轻轻地摇动着对他说：“还记得吗，1955年的冬天，我俩冒着北大荒零下30度的严寒，去北京青年垦荒队体验生活？距离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眨眨眼皮，好像听懂了我的话语，嘴唇颤动了一会儿，轻轻地吐出个“一”字来。我无法得知这个“一”字的含义，布谷在旁边帮我解读她父亲的话说：“我爸是说你们是一辈子的交情！”

　　我的眼圈红了，为了怕让斤澜看见我的眼泪，伤及他病危的身体，便紧握了他的手一下，慢慢离开病榻。这时我才发现，心武不知何时离开了病房。陪我同去医院的妻子，低声告诉我：“他在阳台上流泪呢！”我在阳台上找到了心武，劝他节哀的同时，眼泪也涌出了眼帘——之所以如此，因为斤澜是我们忠厚的文学兄长。他平日散淡地生活，远避摄像镜头；他文学上崇敬沈从文，生活上以酒自乐。2006年秋，心武约斤澜和我喝酒聊天，一瓶五粮液他喝了大半瓶——我虽然也算一个酒鬼，但没有他的海量。美酒入肚之后，他朗朗的笑声便随之而起，可以这么说，美酒是他一生难以割舍的伴侣。

　　告别医院时，我再次隔窗眺望斤澜最后一眼。此时的他，正拉着布谷的一只手，对病榻前的女儿、女婿述说着什么。归途上我和心武心里都觉得挺宽慰，因为斤澜的精神状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许多。但是让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留在我们心中的微笑，竟是人间最后的微笑——在我们离开医院的片刻之间，他对女儿喃喃地说了一句“游子去了”，便离开大地奔向了天路。

　　苍天有眼。好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斤澜在天堂笑得一定和人间一样灿烂……

　　(2009年4月13日于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