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贤二等人定罪证据难找：东京审判背后的特殊较量

　　李伶伶

　　土肥原和板垣这两名刽子手因为证据不足有可能逃脱惩罚

　　“证据，证据！”向哲浚满脑子想的就是“证据”两字。

　　自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就一直在为受审的28名战犯在死亡的阶梯上排着队：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

　　对于东条英机和松井石根，向哲浚有足够的证据把他们送上绞刑架。但是对于土肥原和板垣，向哲浚却没有信心，甚至自责懊恼得几乎要崩溃。可以说审判第一阶段对两人的控诉因为证据不足，对中方极为不利。如果在第二、第三阶段中，中方还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两名刽子手将有可能逃脱应有的惩罚，他们在中国侵略的事实有可能永远被掩盖。

　　但是找到置两人于死地的证据又何尝容易？日军战败时几乎销毁了各种有用文件，再加上这两名战犯行事狡猾，想抓住他们两人的把柄可说是难上加难。情急之下，向哲浚在审判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时，抽空从东京飞回了南京寻找对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倪徵燠从国外回来了！

　　时任南京司法行政部参事的倪徵燠曾与向哲浚两度共事，因此向哲浚对于这个有些内向的中年男子还是很了解的。倪徵燠虽然话不多，但行事沉稳，计划周详细致。现在向哲浚最需要的就是倪徵燠这样既有法学理论知识、又有审判实践经验的人。于是向哲浚向倪徵燠发出了求援。

　　倪徵燠接到求援后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并出任中国检察组顾问团首席顾问，从此踏上了寻找证据的艰辛之路。

　　汉奸赵欣伯出尔反尔，把本来写好的证据烧毁了，寻找证据之路徒增变数

　　接受任务后的倪徵燠并不急着奔赴东京。他知道虽然向哲浚等人已经在国内寻找过证据和证人，但仍然不愿放弃。他想再争取一下。

　　1946年岁暮的一个早晨，倪徵燠带着一份写有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南京“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汉奸的名单与助手一起搭飞机，满怀着希望从南京直飞北平西郊机场。倪徵燠认为最了解日本人的，甚至手中掌握证据的，最有可能就是汉奸。

　　等到他们经过一路颠簸来到位于陶然亭附近的第1监狱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虽然此前监狱方面曾暗示这几个汉奸，有人要来为东京审判取证，如果他们能够有效地合作，揭露土肥原和板垣的累累罪恶，或许可以因为悔过表现而减轻刑责，但是思想顽固的汉奸梁鸿志和王揖唐却假装昏迷，不肯合作。

　　赵欣伯倒是很愿意配合。对于倪徵燠的问题，他积极作答，并不隐瞒。当倪徵燠试探着要求他写些书面材料、以便自己带去法庭作为证据时，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很意外的顺利有的时候反而是不正常的。就倪徵燠对赵欣伯的了解，他不应该如此坦诚，何况他也是学法律出身，一向严谨轻易不留下痕迹，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同意留下白纸黑字呢。说得好听一些，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指控板垣和土肥原的材料，但反过来不是一样可以成为他自己的犯罪证据吗？

　　果然，当倪徵燠再次去见赵欣伯时，赵欣伯已经变了。他当着倪徵燠的面，将写好的材料投入火炉之中。熊熊大火消蚀了倪徵燠心中仅存的一点儿希望。

　　面对这样的情景，倪徵燠的心战栗了一下，但他未露声色，只是扶了扶眼镜，转身就走了。不过，他很想知道赵欣伯转变的真正原因。原来，如倪徵燠所料，赵欣伯本就对书写材料就能减轻他的罪责抱怀疑态度。在写材料期间，他又不知从哪儿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日本人又要东山再起，他们这些人又能纵横天下了，所以他烧毁了证据。

　　北平取证受挫，尽管是在倪徵燠意料之中，但他多少还是有些失望。没有更多的足以应对辩方律师们如狼似虎疯狂质问的证据，又怎能让刽子手们走上绞刑架呢？好在他也并非空手而归。临离开北平前，倪徵燠在相关人员的介绍安排下与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见了一面。张佩兰向倪徵燠描述了板垣和土肥原指使他人杀害吴佩孚的经过。张佩兰的证词是他在北平获得的唯一一份证据。也是这份证据，成为他日后在东京法庭上反诘板垣的有力武器。

　　1947年2月，倪徵燠带着这仅有的一点儿证据抵达东京。此时，法庭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倪徵燠的计划是在第三阶段，即被告人答辩时出庭反诘并见缝插针地提出新证据。但就针对土肥原和板垣而言，倪徵燠手中的证据除了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的证词还稍稍有力外，其余的证据均不具针对性。为了不让这两个刽子手逃过，中国检察组成员们一次次开会，一次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