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狂人”：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实严歌苓天生是个很爱说笑的人。但她传奇般的半生经历使她变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态，也从儿时起至今，如影随形。

　　小时候，父母把严歌苓从上海带到安徽，从安徽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她讲普通话，跟周围的孩子总是有隔阂，“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

　　十二三岁，她到成都参军，由于是“反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部队里的人都对她不冷不热。十五岁，她爱上30岁的军官，被集体批斗。

　　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想从众、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痛苦就在于想要融入的那种渴望。”

　　她抢着扫猪圈，挑猪食，做特别苦的劳动，让自己工农兵化。平时，她不敢像在家那样随便说话，因为一不小心别人就会觉得她在讽刺他们。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潜意识里给了她最具创伤性的记忆，而正是这种创伤打开了她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她开始尝试写作。

　　她坦言，成为一个作家，有一丝无奈。

　　“如果我不是这么一个人，而是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医生？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理科的东西。”她对记者说。

　　小说对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痴迷于写作。与严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国内女作家成名之后，纷纷担任一些社会职务或大学教师，而她俨然是一个专职的“写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之前，王安忆在复旦教授小说创作，严歌苓也去了，可她觉得“挺受罪的”。她说：“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我的长处就是写作。”

　　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当这个环境与她心里强烈的表达欲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便使她充满了一种倾诉的爆发力。

　　从1986年至今，严歌苓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惊人地保持着年均一部小说的产量。“严歌苓现在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 文学批评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对本刊评价说。

　　除开调查采访和找资料的时间，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中。如果一个作品开始写了，那么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将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一般每天会写六七千字。每本书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月。

　　她多次使用“High”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一泻千里的写作状态：“写得就像没闸似的。”这种状态一般会在作品写到超过一半的时候出现。那时，“每个人物都会有自己的命运了”，性格也已成型，他们好像自己会走。她每天需要做的，仅仅只是顺着他们的逻辑动动铅笔——她依然用铅笔写作。

　　严歌苓到底能写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写。我总是觉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还没写出来。想趁自己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多写一点。”

　　她想说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比如，很久以前，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们国家发生过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件，而同样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身上，应该会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命运都写下来。

　　“一个小学教员，一个私营工厂的厂长，跟一个国家干部，他们是怎么样在国家的历史中沉浮的？”她觉得这会是蛮有意思的一种尝试……

　　她还横向尝试了移民题材。《扶桑》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后来的《风筝歌》《乖乖贝比(A)》等作品写的是第二代。“本来想往下写，看他们命运的变迁，一直写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现在只写了这么一点。” 她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更为罕见的是，严歌苓的高产量并没有影响到她作品的质量。李敬泽指出，“高产，而且质量还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准上，这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内在力量。”

　　“很优秀”也“很边缘”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到出国后的生活，然而她认为，这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历练，都是“强加在她头上的”。“我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应该经历的了。”

　　也许恰是这样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使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毫不讳言地把严歌苓放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位”的高度，“她的作品技术含量比较高，”他认为，中国的大部分作家不太会写长篇小说，要么是把中篇拉长，要么就写得非常拖沓。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通常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核’，动机、展开都处理得比较好，叙事控制松紧适度，还经常把命运推到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

　　这恐怕与严歌苓经过美国的专业写作训练有关系。而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写作视角。

　　“因为严歌苓独特的背景和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 李敬泽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

　　严歌苓则评价自己说，“我所处的这种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随着一种潮流去走。中国和美国的文学里都有写一些东西时兴、好卖，也有时髦的思潮。而我会保持一种很冷静的、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学的‘时尚’。”

　　李敬泽觉得，严歌苓现在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也表明了中国文学可能确实需要差异性的眼光。“我们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态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过于近似。结果忽然发现有这样一个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这是一个大收获。”

　　而在国内一些作家开始出版英文版作品准备“走出去”的时候，在国外生活的严歌苓对自己作品在异国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明白，书卖得再好也没有用，自己在美国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写的故事还是主题，所有的东西都是少数民族的，只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种点缀而已。

　　“在美国我永远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严歌苓说。“要想做主流，就会很痛苦。所以，还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边缘人物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