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无力与假相

　　虽然丹尼·博伊尔否认《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与孟买本地盛产的宝莱坞电影有任何血缘关系，甚至在访谈中嘲笑宝莱坞歌舞片肤浅与虚伪，不触及现实生活的皮表，但是平心而论，宝莱坞推出的影片也并非一味地粉饰太平、迎合流俗，不少有思想性的作品同样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譬如2006年上映的印度电影《黑帮大佬再出击》便不但情节精彩，也有电台竞猜的桥段和孟买黑帮的罪恶行径，更遑论爱情至上的永恒主题，最终却是宣扬了印度国父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传统政治理念，实实在在地给印度国民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影公民课，也令有缘观赏的东方人感受了一回“以德服人”的精神力量。尽管这部载歌载舞的宝莱坞商业电影根本不登奥斯卡的大雅之堂，却绝不缺少《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所自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它以甘地精神讽喻印度弊端的创作立意，甚至较之后者天意巧合的“命运安排论”更高一筹，也更贴近印度社会的现实图景。

　　西方电影人发愿拍片，试图改变印度贫民窟内儿童的悲惨命运，其实远不止丹尼·博伊尔这一回尝试。十年前，两名英国纪录片导演曾经蹲点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观察当地红灯区的社会生态。女导演扎娜·布里斯基为八名妓女户的子女提供了照相机，指导他们拍摄照片，为他们寻找出路，并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最终于剪辑成一部名为《生于妓院：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们》(又名《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的纪录片，先是在欧美各国上映，继而拿到了次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纪录片《生于妓院》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尽管体裁有异，内容不同，却都是在尽力描绘同一幅美好的救赎图景：出身于贫民窟的印度苦孩子经过自我打拼与幸运机遇，终于脱离苦海，成为西方文明标准之下的成功人士。

　　然而，《生于妓院》虽然为片中的孩子们带来了奥斯卡奖的短暂荣光，却并未真正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今年2月下旬，就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赢得奥斯卡八项大奖的同时，媒体披露四年前同样站在柯达剧院红地毯上的印度小姑娘普里缇已经沦为红灯区的一名妓女，其他几名“小小摄影师”也鲜见有谁摆脱了贫民窟的底层生活。

　　当银幕上的新晋百万富翁贾玛尔拉着他美丽的女友在火车站台上欢歌劲舞的时候，曾经那么接近童话边缘的加尔各答贫民窟少男少女们，却在现实的寒噤中垂下了他们拥抱梦想的双手，也为那些被《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奇迹感动得心潮澎湃的电影观众们浇上一瓢清醒的冷水。

　　无论是秉持着怎样的善意与何等高亢的人道主义精神，指望用电影的力量济世救人大都收效甚微，尤其是面对社会矛盾纠结错乱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更非一部电影、几句口号便可以轻易收效的沉疴痼疾。尽管丹尼·博伊尔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给了我们一份看似光明的答卷，但地球人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端茶倒水的小厮贾玛尔，一辈子都不可能坐到印度电视台的演播室里，扮演那个无所不知、无坚不摧的神童与情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