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1954年出生于北京，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出版小说集《左手》、《桑烟为谁升起》、《黑颜色》等，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小说家，其作品曾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2008年重新出山后，推出了以动物保护为主题的新作《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A 韩少功对我说，重要的是你说了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

　　记者：您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两本以动物保护为主题的书———《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两本书面世一年来，您听到的各种声音有哪些？有批评的声音吗？

　　蒋子丹：从你的问题看，你更希望了解这两本书有没有遭到读者的批评。实话说，我在它们出版之前，也是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的，因为但凡涉及到人与动物的关系，讨论起来双方都爱剑走偏锋，观点严重对立。可是到目前为止，我所得到的反馈，肯定的意见占了大多数，《一只蚂蚁领着我走》被“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评为2008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十本书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华语传媒大奖给予它最佳年度散文提名，在当当和卓越网上，读者反馈意见的评级，也都是五星或四星。这让我感到欣慰，至少这些读者和评家，对把动物问题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来讨论表示了认同。

　　记者：我一直是《天涯》的热心读者。看了您的书，也看了韩少功老师的新作《山南水北》之后，我有一个感觉，作为《天涯》的前任主编和社长，您和韩老师近年的写作与许多宏大题材的写作相比，都更注重回归个性化视角和生活本身，或者说都很边缘化。这是不是跟你们共同创办过看上去同样有些边缘化的杂志有关？你们之间有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交流？韩老师如何看待您的这两本著作？

　　蒋子丹：说起《天涯》，许多读者都觉得它长得跟别的杂志不一样，也有不少人认为它很边缘化。以我担任主编八年之久的经历对它的深入了解，《天涯》是一本注重人类所有重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度讨论的杂志。也可能因为有些问题的提出相对超前，没有与媒体大合唱同步，故不在人们所说的主流之列。可是，诸如生态与全球化这类在1999年就被《天涯》作为重点讨论的问题，现在不是已经成为最大的主流话题了吗？

　　的确，创办《天涯》的经历对我如今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在文体上，使我对中国文学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并在后来的写作中进行了尝试。小说、散文或论文的分类，不再成为写作的樊篱，而是可以随时跨越和贯通的方式。我在写作这两本书的时候，也充分体会到了跨文体写作的便利和通达。韩少功自《马桥词典》、《暗示》到《山南水北》，早就在文体上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探索，可以说是替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作者趟出了一条路。人们常说，内容和形式是相辅相成的，这话我赞成。跨文体的写作与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引导作者走出既定的思维范畴与定式。

　　当我把视野从人类扩大到动物时，会真切体会到在所有生命共同拥有的这个星球上，绝非只有人的境遇和感受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这使我有幸获得了另一种视角，另一种体验，无疑有助于写作的深入。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对动物和植物有许多精准生动的描绘，其中对植物的观察和表现，尤其丝丝入扣非我辈之所能。我以为没有对另类生命的深切关怀，不管费去多少琢磨，定然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在善待生命———无论人类与另类生命———这一大的主题方面，我们随时会交流意见和感想，并有着高度一致的认同。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韩少功的批评和建议曾使我受益匪浅。书出版之后，他对我说，重要的是你说了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这个评价在我看来是很高的。

　　B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意识形态和行动逻辑的强大制约力

　　记者：您认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起码应该做到的动物保护工作有哪些？

　　蒋子丹：应该说，中国自古以来在善待动物方面的先贤名言与轶事并不少见，然而在制度建立和普及教育方面，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起码一两百年。建立必要的动物保护法，至少是反对虐待动物的立法，在中国是很迫切的一件事情，这不光涉及动物生存状态的改善，也涉及人们良知的保持和身心的健康。我想在贵刊报道的张家口小狗被救助的过程中，几个十多岁的孩子，以超人的勇敢从冰河上救出小狗的义举，会感动所有善良的人。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动物保护意识，正在孩子们心目中占有愈来愈来清晰和重要的位置。在动物保护运动的实践方面，发达国家的确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但即使是他们，也远未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理想水平。像加拿大猎杀小海豹，挪威、日本捕鲸，这样在全世界臭名昭著的戮害行径，也是发达国家所为。我认为，在对待动物的问题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意识形态和行动逻辑的强大制约力。要克服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努力。

　　C 在这方面你们报纸先行了一步，可圈可点

　　记者：据您了解中国目前的民间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我感觉他们和大众的世界似乎很难相通和相容。您希望充当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吗？

　　蒋子丹：在写作过程中，我有限地接触到一些民间动物保护人士和组织，总的感觉是他们尚处在一种各自为阵的状态之中，而且每个组织或个人的处境都比较艰难。可是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些超级勇敢的人，是当下中国动物保护实践中最有献身精神的行动者。对于他们在困境中的坚守，我一直抱有崇高的敬意，也怀有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几乎为保护动物放弃了一切正常的生活，甚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说起大众与他们的隔膜，我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动物保护观念的认知差异。最常见的一种观念是，时下人的问题还未解决，动物保护算个什么正经事业？这种观念会导致许多人对他们的误解以至反感。康德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把善行分出等级进行比较毫无意义，应该将所有的善联合起来去对付恶。生为人类，我们逃避不了道德与良心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永远在善与恶之间，而不在善与善之间。因为爱同类所以也爱动物，因为爱动物所以更爱同类，我们不需要非此即彼的选择，更不应该以此来苛求别人。我写作这两本书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动物保护运动，以及了解为这项运动献身的人们。

　　记者：最后想提一下我们所做的关于张家口“狗坚强”的报道，近4000字，很大的头版图片，连续三天的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有点“疯狂”的新闻？

　　蒋子丹：你们的报纸用如此大的篇幅报道一只落难的小狗，可谓惊世骇俗之举。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的新闻点击量非常高，绝大部分网友的跟帖充满关切之意，这很说明问题。报道的直接后果也是皆大欢喜：小狗得救，被好心人收养；施救的打工妹和学生，受到大家的敬重和好评；估计你们报纸的销量也会不错。

　　或许我们可以借此对中国动物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稍许乐观的估计。毕竟地球生态的恶化已经向人类发出了无数的警报，迫使人类反思自己在生态圈里的各种霸主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善待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另类生命，终将要成为人类不得不为之事。在这方面你们报纸先行了一步，可圈可点。

　　-链接

　　□《动物档案》

　　这本书里的故事，大部分跟流浪伤残的小动物有关。

　　近两三年，中国乃至境外的各大媒体，频繁出现着张吕萍的影像和名字。人们因此得知，这个中年女子在以往十多年的时间里，耗费了经商所得的数百万家财，创办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民间小动物收容基地———北京市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先后收养了上千只无家可归的流浪伤残动物，使之成为它们安全的庇护所。假如你有机会到那儿去，也许能在那一大群劫后余生的小动物中间，看到这些故事的主角们。

　　□《一只蚂蚁领着我走》

　　本书通过真实的报道，依据真实素材虚构的故事和一系列富于思辨色彩的探讨文字，呈现出人类、动物、自然、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矛盾和紧张关系。富有感染力的笔触使作者笔下的形象和细节栩栩如生，而在阐述观点时闪耀出的动人心魄的力量，除了来自观点的深刻之外，也来自于渗透在痛苦的写作中的知识者的悲悯、良知和真诚。

　　-新闻回放

　　张家口“狗坚强”引发热议

　　3月19日至21日，本报连续三天用近4000字的篇幅和头版大幅的照片，关注了张家口一只小狗的命运。

　　这只被称为“狗坚强”的小狗，在快要融化的冰面上坚持6个昼夜后，被一个打工妹和三位中学生救起，并被两位老人收养。

　　这条新闻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截至3月28日，新浪网上共有16000多人参与了调查，80%的人认为“应该关注和救援小狗，因为它也是生命。”

　　本报记者 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