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夫妇的所谓“蜜月”之旅

　　玛莎·盖尔霍恩和海明威于1941年开始报导中国战争，和奥登及伊舍伍德的形式多变的历程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希望都很不相同。奥登和伊舍伍德倾向左翼，他们广泛旅行的目的是记述中国当时局势的许多侧面，但是，对于玛莎·盖尔霍恩而言，她在西班牙呆过一阵子，报导了内战，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记者目睹战争的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看见的比奥登和伊舍伍德更少，也没能在战场上看得更远。像奥登和伊舍伍德那样，她没能会见知识分子和传教士，也没享受外交家们的盛情款待。海明威似乎对访问中国没有多大兴趣，但是，由于他在1940年与玛莎·盖尔霍恩结婚了，所以他伴随她进行了他所谓的“蜜月”之旅。

　　玛莎·盖尔霍恩看来很想去中缅公路，到中国的前线，但是她不是她的杂志的首选人物。“《柯勒支报》已经派了别人，派别的姑娘去了，派一个自由身的，我猜想。这几乎令我心碎……”她于1840年10月30日写给母校老师的信中这样说道。幸运的是，另一位记者拒绝了这项任命，于是玛莎得到了这份工作:“报导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南中国海周围对于日本人进攻的抵抗。”海明威刚刚完成《丧钟为谁而鸣》一书的撰写和宣传，并不热心前往，虽然他知道如何用中文唱“《耶稣爱我》，这首歌是他的堂兄弟教会他的，他们的父亲维罗比·海明威曾是陕西省的一位传教士医生”。

　　虽然玛莎·盖尔霍恩给《柯勒支报》撰写的文章于1941年问世，但是她对中国的记述《马先生的群虎》直到1979年才出版，而且，由于她和海明威在1940年代非常势不两立地离婚，所以她没有在文章中提到他的名字，而是用“UC”或者“不情愿的伴侣”这样的称呼，而且“他宣称他有个叔叔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并且拿出他自己的阑尾放在马背上，他还被迫从他的俸禄中拿出几个毫子来劝导中国异教徒们皈依我主。这些事实似乎令他转而反对东方”。当她抱怨时，事实上她在整个旅程中一直在结结实实地抱怨(如她自己承认的)，他的反复回答是:“谁想来中国？”然而，看起来海明威的确对这趟旅行以及东方的战争感到某些兴趣，因为海明威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在纽约会见过哈里·迪斯特·怀特，他是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助理。美国财政部很有兴趣知道有关中国对盟军的支持，及反对日德轴心，并准备提供财政支援，而海明威同意向他们汇报中国的情况。

　　他们的头一站是香港，那里海明威享受了快活谷的跑马比赛，他很快乐地看到马匹身上有时会涂上油漆来伪装一些记号，或者隐藏它们的真实形态。他很快就融入香港大酒店的休息厅，在那里和他一同饮酒的有中国的将军们、中国国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们后来把他和玛莎搭载到条件恶劣的中国南方地区；还有英国军官，其中包括查理斯·博克瑟，当时香港的英国情报部门首长，不过他后来成了著名学者，专门研究早期中国和葡萄牙关系，以及他的同伴、美女作家项美丽，以及路易·艾黎。海明威和那位“双枪”莫里斯·科恩在一起也感到很快活，他是伦敦东区人，曾经担任过孙逸仙博士的保镖，在孙博士去世之后，为权力广泛的宋氏家族当过各种差使。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作为他的第三任夫人，而她的其他两位姐姐是孙逸仙的遗孀以及孔祥熙夫人，后者的丈夫是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双枪”科恩把海明威伉俪介绍给“唯一一位正直的宋氏姐妹”孙夫人以及孔夫人。玛莎·盖尔霍恩不喜欢孔夫人，但因为她喜欢服装，所以很仰慕孔夫人的紧身天鹅绒旗袍(纽扣是钻石或红宝石的)。

　　他俩共同“去中国前线”的旅行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们在危险的状况中飞行，蹲在狭窄的小船上，骑着矮马在雨中穿行。海明威的马实在太小，当他坐上去时，彷佛那马长了六条腿。有一次，那马被他压垮了，所以他只得扶起它，背在身上。玛莎，她似乎永远处于盛怒状态，“朝我吼叫，要我把马放下，她担心背马也许会触犯中国的戒律”。他俩爆发了一场争吵，海明威坚持认为他的首要职责是对马负责，玛莎则担心这种举动可能被视为侮辱中国人。最后，她坚持要他把马扔下。海明威对马道了歉，把马放在地上，在马身边行走。

　　他们从一个军事基地辗转到另一处军营——“士兵的护送，祝酒，很快部队检阅接着是大摆宴席”——估计是由高层安排的，也许目的是保护他们重要的客人，他们身上带着的介绍信不是别人，而是来自美国总统的夫人。无论他们来到哪里，他们的名声总是先到一步，欢迎横幅到处可见，并且“有一次，一位男子跑步与我们的车队平行，他问我们的下一站是什么地方，这样政治部就可以搭起一座拱门”。海明威看来比玛莎·盖尔霍恩更加能够忍耐，后者永远对于肮脏的住所，以及他们没能看见军事行动而怒气冲天。他作为美国的代表向士兵演讲，意识到这些士兵从来没有被国民党的军官接见过，还意识到他们赤着脚，口粮也不足。他们观看了一系列慰劳士兵的爱国戏剧。最后，他们被带到一处设防的山脊，那里他们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据说是日本人的军营。他们很快觉察到这是一座“伪造”的日本军营，日本人是在山的另一边。玛莎在《柯勒支报》1947年7月28日一期中写道:“这位将军无法很好地唤醒这些沉睡的山岗，上演一场真正的战斗，但是他想炫耀他的军队……下面的沟壑里，小小的身穿卡其军服的人影用长着树叶的枝条伪装，在稻田的田埂上飞奔，当大地提供更少掩护时，他们就卧倒，我们几乎看不见他们向敌人的阵地匍匐向前……”

　　他们来到重庆，被安置在宋氏的另一位兄弟宋子文的房子里，他是蒋介石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对于他，玛莎·盖尔霍恩也许是出于细腻(她发现那屋子特别脏)，总是称之为“叫我称它什么好呢”。玛莎对于他们在重庆与要人的会面的记述十分有趣，因为在当时《柯勒支报》中出现的东西和她1979年在随笔《马先生的群虎》中相互矛盾。通过王炳南的德国太太(玛莎说是“荷兰人”)，他们受邀会见了周恩来，这个名字对玛莎来说并未意味着什么。然而海明威曾从乔里斯·伊文思那里听到这个名字——海明威在西班牙结识了这位电影摄影师，伊文思后来在中国拍摄过开创性的影片。海明威伉俪被戴上眼罩，领进“直接来自詹姆士·邦德，但是比詹姆士·邦德要早得多的场景”，进人一间小小的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的地下室。周氏有着“很明亮的、含着笑意的眼睛”，但是玛莎在1979年写的时候，却没记住多少这场谈话。她在1941年美国杂志文章中没有提到过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但是在1979年，她写道:“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一个赢家，是我们在中国曾经遇到的真正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样板，未来是他们的。”

　　在《马先生的群虎》中，玛莎·盖尔霍恩描叙了和蒋介石夫人以及蒋介石大元帅本人的会见，后者似乎认为出现时未戴上假牙便是对他们的特别恩宠。她认为他俩“喷射出宣传”，并且描叙了当她向蒋夫人婉转地提到街上患麻疯病的乞丐的可怕状况时，会见是如何糟糕地结束的。蒋夫人非常严厉地做出反应，她声称中国没有把麻疯病人拘禁起来，当玛莎的祖先还在树上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蓬勃发展了。然而，有人曾经指出，玛莎在第二天还进行过第二次采访，有关这次的记叙在《柯勒支报》(1941年8月30日)一期中有过报导，在文章中，玛莎描写了蒋介石夫人是如何勤勉地工作(“没有哪个苦力一天工作时间比她更长”)，说她非常慷慨，并受人爱戴，说她的姐姐孔夫人从来没有贪污，而是“为中国”牺牲了许多，尤其是当中国债券的价值下跌时，他们出于爱国，买入许多，当价值上升、他们遭到损公肥私指控时，是如何感到尴尬。显然，到了1979年，当玛莎把伦敦作为基地时，已不需要代表蒋介石和他的夫人进行任何宣传了，而且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提到周恩来，因此两个叙述之间存在差异。

　　(摘自《中国的魅力——趋之若鹜的西方作家与收藏家》吴思芳著方永德等译东方出版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