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导致了一场作家运动。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如熊式一离开中国远赴欧洲，为争取欧洲人对中国的支援而作战。西方作家则进行了方向相反的旅程，他们被战争吸引访问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诗人奥登，以及他的旅伴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还有美国人玛莎·盖尔霍恩和厄内斯特·海明威。

　　诗人奥登及其旅伴的“通向战争之路”

　　英国诗人奥登于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短暂地访问过西班牙。同年，他和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受两家出版社的委派，撰写“一部有关东方的游记”。虽然伊舍伍德后来说，他“太过于意识到在中国成为微不足道的自我”，他们合写的《通向战争之路》虽然很风趣，但却是一部对战争和政治以及生存努力的比较均衡的记述。在序言中表达的致谢名单里，有他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士，从传教士到外交家，从国民党官员到知识分子，包括邵洵美、左翼活动家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这显示这项计划的严肃以及方法的平衡。

　　在汉口的一天，1937年4月22日，他们接受叶君健的拜访:“这是一位怕羞的年轻人”，他虽然日后成为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在当时只出版过“一本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叶君健是朱利安·贝尔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曾在日本遭到过逮捕，罪名是无政府主义者嫌疑犯。他遭到日本警员的残酷殴打，他要求奥登和伊舍伍德原谅他，如果他“有时显得有些愚蠢”。“你看，他们那时时常打我的头部。”他给奥登和伊舍伍德留下的印象，“就像所有这些令人惊讶的坚强的革命者……是那么的温和、紧张及柔弱”。

　　他们正在交谈时，“冲进来一股泉水般的幻觉——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身穿一件浅色的女孩般的连衣裙”。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记者，同情左翼人士，她更多时候身穿战士的迷彩服，剪着短发。

　　同一天下午，奥登和伊舍伍德与英国驻中国大使夫人一起访问了武汉大学。他们在那里发现学术界“一片惊慌和悲哀，他们毫无疑问地在猜测，一旦汉口沦陷，将遭遇什么结果”。他们也遇到了凌叔华。凌女士是一位“对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崇拜不已的人”。她给了他们“一个小匣子，带回去作为礼物。里边装着一个雕刻精美的象牙头颅”。

　　在汉口时，他们遇见了大摄影家罗伯特·卡帕，并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寓所遇见了周恩来。他们还拜访了冯·法尔肯豪森将军的总部，他是国民党军队的顾问。另一次访问是去杜月笙“防卫森严的堡垒”，他是一位黑帮头子，在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时帮助了蒋，不过他现在是“政府高级官员，在红十字会委员会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听说他完全是个文盲……我们谈论的完全是红十字会的事”。他的可怕的过去并非完全看不见，杜长得“又高又瘦，脸上的五官像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真像一座中国式的斯芬克斯。特别突出而又无法解释的是那双令人恐惧的脚，穿着丝袜以及那对欧洲时髦尖头式皮靴，从长缎袍子下面露出来”。

　　当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因为没法满足接近前线的欲望而倍感气馁时，奥登和伊舍伍德却成功了。他们接近了一场战斗的前线，被涂成绿色保护色的白色战马逗乐了。伊舍伍德报导说:“据说运河对岸的最后一幢房子里都是士兵，但是奥登把头探出战壕，又拍摄了两张照片，没有遭到射击。他轻声对我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日本人。’他的话语被三声颤抖的口令打断。”他们离开了，“迈着沉重的步伐”，穿过田野，随着轰炸的持续，“田野在阳光下显得荒芜空旷。”“更多中国人从东方开火，日本人还击，轰炸着我们刚撤离的壕沟”。

　　他们的旅程中有许多时候是坐火车的，由于轰炸或军队转移，火车有时一停就是数小时，甚至几天。“我们坐在河岸上，看着十九师的士兵们从舢舨上爬到岸边，还带着马匹、机关枪和灶具。他们有着真正战士的真实而又坚强的神色，像流浪者那样顽强而务实。经验教会他们究竟该携带什么设备——一个热水瓶、一顶草帽、筷子、一把伞及一双备用的胶鞋。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挂着一条洗脸巾，像洗碟布，系在一起的是两三颗手榴弹，它们看上去像微型的意大利吉地安酒的酒瓶。”

　　这本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他们到另一处前线的记述，那是南昌附近，随同去的还有《时代》杂志的记者和作家彼得·弗莱明。奥登以不修边幅著称，而伊舍伍德穿着湿透的长裤，一件“前面烧掉了一大块”的衬衫，一双“由于结了泥浆变得又小又硬”的鞋。他俩跟弗莱明，那个老伊顿旅行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身穿卡其布的衬衫和短裤，高尔夫长筒袜穿得整整齐齐，结实的仿麂皮鞋，防水的腕表和莱卡照相机，他彷佛直接从一家伦敦的成衣铺的橱窗里走出来，为绅士夏季探险套装做广告。”尽管他们外表和意识形态有区别，但这三个人旅行时相处得很融洽，伊舍伍德对弗莱明的中文能力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