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存废之争中 南粤大地选择坚守

　　如果问你知道《求医不如求己》吗,也许你会很藐视地说:“3岁小孩都知道啦!”

　　确实,一本一年再版20多次、销量百万的书,你想不知道都难。

　　但奇怪的是,一边是《求医不如求己》、《人体使用手册》这样的中医保健类书籍在民间热销,一边却是学界对中医是否科学、是存是废的激烈争论。自2006年开始,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和生物化学博士、自由撰稿人方舟子等不断抨击“中医是伪科学”,提议“废除中医”,在学界掀起狂澜。

　　这是人们最热衷于中医的时代,却也是中医最接近衰亡的时代。从《黄帝内经》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医与中华民族一起成长。但时到近代,这个曾经自信也曾经自大、曾经开放也曾经封闭的民族开始怀疑自己,包括自己的医学。

　　在中医受辱挨骂的时候,有一片地方对她的热情却始终不减,这就是广东。在这里,保健找中医,有病看中医,已成为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生活习惯。进补分“春夏秋冬”,进食讲“寒热温平”,湿滞热气找中医把个脉,开剂药；腰酸背痛做一下推拿针灸；头痛脑热就去拔拔火罐、刮刮痧……广东省中医院有传统疗法中心,门庭若市；老城荔湾,旨在恢复传统中医看病模式的“国医馆”,遍地开花,挺进大街小巷,不但吸引了众多街坊,还招来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

　　单是两家中药老字号的故事,也足以让你了解中医在广东的深厚传统和旺盛的生命活力。

　　秦统一岭南后,中原的中医药文化渐传入岭南。明、清两代,岭南名医辈出,逐步形成有岭南特色的中医医派。其中在1600年创立的“陈李济”,就是中国最早的制药企业之一,比北京同仁堂还早69年,比胡庆余堂早274年。清朝末期,全国形成了“北有同仁堂、东有胡庆余堂、南有陈李济”的中医药文化格局。

　　据史书记载,同治皇帝偶患感冒,腹痛、吐泻不止,御医合议最终试服陈李济出品的“追风苏合丸”,马上就令同治皇帝康复。同治大悦,遂钦赐“杏和堂”三字为封号,同时钦准“陈李济”储藏广东三宝之一的“陈皮”(广东三宝:陈皮、老姜、禾秆草)当作贡品长期向朝廷进贡。因此,在清朝同治年代,“陈李济”又称为“陈李济杏和堂药厂”,是全国响当当的“老字号”药店。

　　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彭湃并称“工家革命两巨头”的杨殷烈士就是“陈李济”中李家女婿。他在大革命时期到陈李济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并把它作为大后方,领导了1927年的广州起义。“陈李济,神龙茶,发烧感冒有揸拿(揸拿:把握)!”一首陈李济神龙茶的广告歌谣,不仅老少皆知,更是当年广州起义接头的暗号之一。

　　在鲁迅和梁启超都贬斥中医的20世纪初,中医的生存危机刺激广东老字号不断改革、创新,研制出疗效更好的中药。1912年,国内第一次中西医之争开始,梁启超和鲁迅等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容中。“五四运动”后期,“骂中医”也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鲁迅那句话:“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又以中医无法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欲废止中医,引起全国第二次大范围的中西医之争。

　　面对西医冲击的压力,广州潘高寿的四子潘郁生在1929年苦心研究出“镇店之宝”——“潘高寿川贝枇杷露”,成为广州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止咳药。

　　一个潘高寿反击西药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别具深味。上世纪30年代初,德国某厂出品的“赫利西佛”的止咳药也进入了中国市场。由于“潘高寿川贝枇杷露”疗效好,销量佳,“赫利西佛”在华南地区的代理商便不惜投入重金开展宣传攻势,煞费苦心地在报纸上刊登“穿背琵琶,焉能弹高调”的征联启事,矛头直指“潘高寿川贝枇杷露”。面对挑战,潘郁生也不甘示弱,在同一报纸刊登“黑脷史弗,那得有良心”(“脷”是粤语“舌头”之意,“史弗”与粤语中的“屁股”相谐)。一时间,“洋西药”的挑衅在坊间被传为笑柄,反而令“潘高寿”更加深入人心。

　　新世纪里,中医的地位已毋庸置疑；面对张功耀、何祚庥和方舟子等人发起的又一次中西医之争,令中医学界德高望重的邓铁涛很生气,他在2006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卖祖宗的人,阻挡不了21世纪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张功耀这样的博导多了,是国家的危险!”他把高叫废除中医的人比作“嗡嗡叫的苍蝇”。　

　　90高龄的邓铁涛曾在1962年和1978年两度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在他看来,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很无聊,因为这已经是个“画上了句号的问题,2005年国家已经把中医药研究院改为中医药科学院”。

　　在中医存废之争中,南粤大地选择了坚守和支持。2003年在抗击“非典”中,广东最早推动中医介入,病死率最低,后遗症最少,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

　　2006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决定建设中医药强省。至今基本实现了中医药强省建设“三年初见成效”的预期目标。建成了20所中医名院、20个中医名科、40个基层中医药特色示范单位。84名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出师,数量居全国第一。

　　中医学博士、中药学博士后张永涛对于中医之所以受到冲击分析说:“中西医之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性上。中医虽然有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预防疾病经验,但始终无法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诠释清楚。而现在,中医界也越来越不了解真正的中医文化。气·元论(太极图式)和阴阳五行学,可以说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源,但是,现在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能够说清楚?”

　　确实,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冲击与漠视中,中医已经大伤元气。维护中医者认为,方舟子等人是把中医中的庸医当成了中医的全部,但是,热爱中医的人也在担忧真正的中医已死。曾注释《黄帝内经》的学者刘明武说,“在今天的中医大学里,讲不了《黄帝内经》,已经成了普遍现象。试问,世界上有讲不了《圣经》的神学院吗?有讲不了佛经的佛学院吗?有不讲经典力学、相对论的物理学院吗?”所以,中医“受指责,实属正常”。

　　也许原因有很多,对策不计其数,争论将无尽无穷,但只要有普通百姓和中医学者对中医不灭的热情,有陈李济和潘高寿这样的中医药企业执著的求索,总会有那样一天,中医药终于能够反击西医的傲慢,传承祖先好的,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真正地证明自身而不是“一肚子理说不出来”。

　　◥解码中医“老字号”

　　【首创蜡壳工艺】

　　陈李济首创蜡壳药丸制作工艺是中药制剂的一大创举。《广州城坊志》记载:“双门底陈李济蜡丸药肆,肇自国初。”

　　岭南天气潮湿,多数中药材含有糖、淀粉、挥发物等成分,极易吸潮、霉变或招惹虫蛀。于是,陈李济人用蜂蜡与木蜡等材料混合治成蜡壳,割成半球形,然后将药丸裹在其中,再用蜡密封,令其中的药丸久存而不变质。抗战期间,陈李济附近的一口井中曾捞上来许多十几年前的“蜡壳大蜜丸”,里面的药丸竟丝毫无损,制作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百年陈皮胜黄金】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禾杆草,其中更有“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陈李济的的百年窖藏陈皮则是陈皮中的上品。

　　几百年前,每逢广东新会冬柑上市,陈李济药厂都会派人大量收购冬柑皮,加工晒干后用草席袋包好,每袋标明年份,放入木楼结构的柑皮仓库。巧的是,柑皮仓库正好位于煮汤炉灶的上方。楼下制药煮糖时,煮沸的蜜糖香味上升,楼上的柑皮受蜜糖蒸气长期熏染,果皮变成黑色,内肉变为深茶色,香气持久,久煮不烂,对祛风化痰有绝佳效果。此后,陈李济就将这个偶然发现的陈皮制作工艺传承下来了。

　　【治疗咳嗽的鼻祖】

　　100年前,岭南气候炎热多雨,乍暖乍寒,人们容易患伤风咳嗽,而市面销售的枇杷露多是独味单方,治咳疗效不显著。潘高寿的四子潘郁生研制出“潘高寿川贝枇杷露”,用川贝母、桔梗与枇杷叶一起熬炼,并在药液中加入香料和糖浆,将汤剂改为糖浆剂,治疗咳嗽的效果显著,脍炙人口。“潘高寿川贝枇杷露”不仅成为“潘高寿”的“镇店之宝”,也被中医界称为我国治疗咳嗽药物的鼻祖。

　　◥历史钩沉

　　四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一次中西医之争出现在1912年,也就是近代史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当时,梁启超和鲁迅等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容中。“五四运动”后期,“骂中医”也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鲁迅那句话:“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1926年被西医误诊而错摘肾脏,成为中医反击西医的有利“武器”。徐志摩为此在《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中调侃西医所谓的“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鲁迅则立即发表言辞尖锐的《马上日记》反击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又以中医无法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欲废止中医,引起全国第二次大范围的中西医之争。最终,国民政府迫于“全国中医药联盟”200多名代表请愿的压力,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初期,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再次希望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不过,党中央及时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立即纠正了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在“文革”期间,中医被当成“四旧”,再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文革”后才重新获得发展空间。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二十一条,还特别注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