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张国焘的长信后，中共中央郑重地复了一封给张国焘的信。与张国焘的信一起，发表在1927年《中央通讯》13期上：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信的落款，署“中央常委”。

　　鉴于各方面的事实和实际判断，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14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议决案》。其中一段是关于张国焘的：“(二)张国焘受中常委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上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从张国焘在整个南昌起义中的表现看，当时中央的处理是适当的。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受中央委托，去“坚持前敌之发动”。而张国焘却以自己的意图，曲解共产国际电报及中央决议，仅此一点，说他“假传圣旨”，并无夸张。以他当时的身份，“假传圣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幸亏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领导人顶住所谓“中央精神”、“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义无返顾地发动起义，才得免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暴动”被扼杀。

　　如今，历史对张国焘已做出了公证结论。这结论，严格说来，是由一个人全部的行为写成的。我们无意说他此次阻碍南昌起义与他后来的叛变投敌有必然联系，但是，他的一些行为和思路，总和他后来的举动的一脉相通的地力。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顽强反抗的精神，也激发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力量。此时，张国焘却充当了一个阻碍这潮流的角色。无论他事后有多少辩解，妄图扼杀并差点断送起义的事实却无法政变。这个历史的责任，必须由他自己承担。

　　来源：《陕西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