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已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

　　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

　　张国焘所有阻挠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8月1日凌晨，按照预先的准备，起义正式开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对集中，敌方力量单薄，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这天清晨，革命军便占领了整个南昌。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了当时的组织成员。张国焘虽然有反对起义的企图，但他毕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职务。另外，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里，列上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的名字。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他主张列入的。理由是：“以减少他(张发奎)的反动”，“我主张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罢了。”

　　起义之后，部队随之向广东进发、张国焘亦随着部队向南行进。到达江西瑞金时，张国焘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不久，起义部队终因分兵等诸多因素，在汤坑忖遭受挫折。10月5日晚，张国焘与李立三、贺昌等人，乘一艘小渔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们才进入香港鲤鱼门。在香港呆了不久，经组织安排，张国焘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起义军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际，张国焘向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之中，他对此次南昌起义，作了一些判断。其中几点，很能见出他的态度：“主张发动(起义)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谭)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尤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遣毒。”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发动，判断为“左派投机主义”，对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前委组织的作用，认为“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由此结沦，南昌起义“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张的不发动、不起义为最“正确”。

　　张国焘的这份报告，刊载在1927年《中央通讯》第七期上，同期刊物，还发表有张太雷总结八一起义的报告。其中“政策决定之经过”一节，明确地对张国焘的作为进行了指责：“后中央又派国焘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谭)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在读到张太雷这份报告后，也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就写了一封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长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点或事实或分析，为自己辩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会，认为加仑将军是同意不与张发奎分裂，这成了他(张国焘)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加之前而已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去，此时义派自己去南昌，感觉国际来电有阻止起义的意思。此外，张国焘还对“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刊《中央通讯》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这样一句有针对性的指责，发表了自己看法：“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张国焘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